2015年是民建会70周年华诞，又是黄炎培逝世50周年，特编写和整理有关文献资料而成这篇文章，纪念民建会诞生，深切怀念黄炎培先生，是我这个老民建会员的历史责任，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一、家族生世和中国社会背景

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小名奎，1878年10月1日为夏历九月初六，出生于原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城厢镇，现上海市浦东开发区，而出生当天伯父病故。

黄炎培10月1日的出生和71岁共和国的诞生，如此巧合地合拍“七一”中共诞生和共和国诞生的数字，正应验了黄炎培与中共和国家命运相通的天意。

黄炎培的祖父黄厚余，号典谟，祖母沈太夫人，洽在黄炎培出生满月时祖父又病故，晚于伯父去世正好一个月，苍天似乎预示这个襁褓中的婴儿人生的多舛不详的命运阴影。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名燡林，既无地产，又无房产的城镇穷酸知识分子，黄叔才和胞兄先后考取秀才，在乡间设馆授徒，学生中不少考取了秀才。叔才公常年颠沛谋生，在一次休假回家时得知南汇周秀才犯“服中生子”之罪，因此大怒，仗义斥责知县，最终平息。

黄炎培的母亲孟樾清，知书达理，是绝顶聪明而又克勤克俭的贤淑女子，深得族中长辈的尝识。母亲给黄炎培的影响最深，称母亲是美人和好人之最，在幼时就给黄炎培深情的无微不至的爱抚和真善美、假丑恶的对比教育灌输，黄炎培的大爱和小爱之心正是在其母亲点点滴滴的心灵滋润中，生根发芽，使其在一生的事业中成长为一个把爱的种子洒向祖国大地和中华民族的伟业中。

外祖父孟荫余，在相当高的文化知识，一生种花、植桑、养蚕，不应科举，孟荫余父亲因清官吏勒捐巨款含恨被逼投水而死，因故遵父遗训一生勿做清朝之官，应清朝科举。黄炎培九岁起在外祖父家的东野草堂私塾读书，共生活十年，外祖父以家壁上“谅山大战”的泥板画，老将冯子材带兵大破入侵法军的狼狈逃窜的画面，就在这种爱国教育的环境中给黄炎培青少年时代的茁壮成长，造就一生成就奠定了基础。

1891年，时值13岁的黄炎培的母亲年仅32岁去死，自母病起，就伺奉在旁，临终气绝，撤帐蒙幕，举家号哭，半小时左右时，罩幕微动，众人呼唤，黄母竟又苏醒，抬首环顾，轻颤呼喊“奎在哪儿？阿妹在哪儿”兄弟三人急忙应之，深情凝视，在不舍儿女中方才瞑目长逝，黄炎培扶棺号哭，与母阴阳永远两隔，而又过四年，即1894年，父亲又咯血而逝，年仅39岁，而在父亲自知病重不起，对唯在身旁的儿子黄炎培说：“奎，你已经17岁，是长子，应知怎样自立，你的两个妹妹要好好待她们”，黄炎培应承。而父母的早逝，并非绝症顽症，可是在清朝晚年，政治昏庸，官吏腐败，外侮内乱，民不聊生，缺医少药，穷酸的知识分子家庭和平民百姓何以治得起病？短命人生是社会的必然。再过一年，1895年，外祖父也去死。”

黄炎培父亲去死那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银子二万万两，甲午战争给黄炎培以极其沉痛的刺激和打击，悲愤之极，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开始探求中华民族求生复兴之路，坚定了终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人生大志。

王纠思，1882年生，18岁与黄炎培结婚，婚后求学城东女学，不爱粉脂，为人大方，言语举止自律天真，与黄炎培十分恩爱。王纠恩不弃黄炎培这个穷书生，却爱上了黄炎培的正直与才华，黄炎培在婚姻鹊桥屡挫屡败后，终与王纠思结为连理，共同生活了42年，于1940年底旧病复发，脑溢血不治去世，享年五十九岁。黄炎培与王纠思生子女各六，其中一子二女早亡。长子方刚治哲学任大学教授，次子竞武，治经济学，服务银行，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捕杀，三子万里，治水利工程，任教清华大学，四子大能，治土木工程，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五子必信，电机专业，长女路，金陵女子大学文科毕业，次女小同，燕京大学肄业，三女学潮，四女素回。

二、爱国主义情结贯穿黄炎培的一生

黄炎培终生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八岁私塾时起，诵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又念学五经《易》、《书》、《诗》、《春秋左传》和《礼记》。自幼就读《唐诗三百首》。一生作诗1200首之多。十二、三岁时，就开始博览群书，选读了名著《尔雅》、《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诸子百家中选读庄子、墨子，唐诗中的李白、杜甫，对儒家中的朱熹和陆九渊、明儒王阳明、顾炎武特别敬重。博览群书，必定见多识广，汲取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精髓，铸就了黄炎培毕生正直善良、精忠报国的忠魂。他在38岁访美参观芝加哥屠宰场时，十分不忍群牛进场的惊悚之状，又在新加坡见渔民捕得活鱼开肠破肚痛苦挣扎而死的情景，竟决定自此素食，不再杀生，前后坚持五十年至终，可见黄炎培心地善良仁慈的菩萨心肠，同类皆兄弟，异类为朋友，成为他的人生准则。

17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成为鸦片战争后又一次大规模中国以失败结果的战争，给黄炎培以巨大刺激，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关切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亡，探索兴邦强国之路，18岁时，在姑父沈肖钧的书藏中读到了赫胥利著、严复译的《天演论》，犹如大梦初醒，悟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对黄炎培人生成长具有很大影响，充分认识到无论个人、不同团体、全社会和国家民族，都应该努力奋斗，方可自强不息，立于不败之地。

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和血战八国联军，终以落后的长矛大刀的冷兵器对付联军的热兵器，义和国以战败告终，火烧圆明园的惨状是民族耻辱和西方掠杀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证，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黄炎培从姑父的通信中把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义和团浴血奋战、侵略者的罪行、清政府腐败逃奔保命一一告知，从此这个私塾先生再也按捺不住这种偏隅穷乡僻壤、平静度日的生活， 1901年夏初在姑父的鼓励和亲戚资助下，放弃了私塾教书先生生涯，考入了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录取为首届特班生，当时的中文总教习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同班同学中有李叔同、章士钊、邵力子、汤尔和等，每个学生在二三门功课中选定一二门，蔡元培指读主次书目，在校图书馆借书阅读，写心得笔记，并供批阅，师生都十分认真，关系和谐，成为黄炎培系统学习接受西方教育的起点。经蔡元培介绍，28岁时黄炎培加入了同盟会。

在南洋公学时，黄炎培还结识了马湘柏，马比黄年长40岁，是获得神学博士的天主教神甫，为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创办人，湘柏先生不仅教拉丁文，还教授科学知识，深入浅出，深得黄炎培的尊崇折服，就此成为忘年之交，成为鼎力支持黄炎培几十年为之奋斗的职业教育事业的忠实支持者。

1902年秋，南洋公学因一场郭镇赢、伍正钧师生误会，开除了无辜学生伍正钧等2人，引起特班乃至全校学生的请命纠错，学校汪风藻总办竟开除全校一千多个学生，黄炎培也无奈终止了南洋公学的学业，在总教习蔡元培的指点下，特班生据己之长，有的另当教师，有的兴办教育，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在蔡元培指导下先后兴办，黄炎培则去川沙唯一学校“观澜书院”，遵当时政府指令，与其同志者呈文官府，改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在1902年寒冬风雪中赶赴南京提交两江总督张之洞获得批准，1903年正月末川沙小学堂两班70多学生、五六个教师，黄炎培出任总经理（校长）并亲自授课正式开办。私塾先生和川沙小学堂校长是黄炎培教育救国思想和实践的起点。

1903年6月23日，黄炎培应邀到南汇新场演说，其时舟车涌集，轰动百里，正值清政府通令缉拿革命党人之时，黄炎培这个热血青年，冒着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在演说中痛斥国家危亡、政府昏庸，两江总督电令就地正法，黄炎培等四人被捕，即将面临极刑，幸有新场镇基督堂陆子安牧师，偕同爱国青年们连夜赶到上海总教堂面告总牧师步惠廉，步牧师火速赶往县衙门，与知县展开了激烈辩论，此时知县烟瘾发作，赶紧了却此事，好去吸烟，由三个中国牧师、一个外国牧师具保随传随到，步牧师并按手印，黄终出牢门，并出奔汽轮扬长而去，在杨斯盛捐资后乘西伯利亚轮出走日本。其实黄炎培当时与革命党毫无瓜葛，只是一个爱国青年对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时局的满腔痛恨，追求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纯朴感情，仅仅在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聆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说，初燃革命思想。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黄克强领导的华兴会合并，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蔡元培指派为上海分部负责人。是年9月份，蔡元培召黄炎培到家里，介绍了同盟会把革命志士组织起来救中国的情况，问黄愿否参加？黄炎培欣然表示愿意参加，第二天深夜，蔡元培着重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作出了详尽说明，正襟严肃地督听入盟宣誓。自此，黄炎培方成为一个革命党人，并在蔡元培公派德国留学后接任了同盟会上海分会干事，以及极为秘密的会员名册、电码和文书接受下来，自此作为革命党人的黄炎培开始了革命党的民主革命事业。其间，黄创办了浦东中学，担任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和江苏咨议局常驻议员，利用这些公开身份职务的条件，在江苏境内走遍江苏六十二个县的四分之三，从事爱国革命活动，如辛亥革命（1911年）前夕与各省资议局长，资政议员组织宪友会，成为立宪派之始，推为代表力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成立了新政府，被任为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在辛亥革命的早期活动中就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革命党人。

教育救国是黄炎培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贯通一生的主线，将另立一章系统述之。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进犯上海时，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即淞沪之战，得到了胡厥文、黄炎培的合作，发动爱国抗日的企业家赶制手榴弹、炮弹、水雷、地雷，运送物资，战地救援，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日。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联络三十五位朋友，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天天聚会，研讨抗日大计。七七事变后，真正全面抗日，是当年的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疯狂扬言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八一三战火烽起，黄炎培身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并被推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以其在工商界的广泛联系，投入抗日救亡工作，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筹设难民所、收容和安抚战区难民，组织医疗队和后方医院，救护伤员，一声号召，市民捐物堆积如山，还募集救国公债，得到广泛踊跃响应，三个月的淞沪阵地的的抗战成果，粉碎了日本鬼子的狂言，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必胜、日帝必败的信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应时而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黄炎培喜上眉梢、坚决拥护。1938年春，黄炎培积极响应爱国华侨陈嘉庚向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从新加坡发出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注：指对日本）以汉奸论罪”，立刻为提案签名表示全力支持，汪精卫不久出逃，发表接受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言，彻底投敌，沦为不齿于中华民族的败类，黄炎培联暑张澜、梁漱溟等人发表抨击宣言，递交各报，均被国民党扣留，不准发表，仅有《新蜀报》独家刊登，“人非圣人，孰能无过？”1940年6月黄炎培得知国民党鄂东某团长朱文富接奉令他抗战和进攻新四军的双重命令，他不忍进攻友军而立遗书自杀，随从班长也随之自杀，6月14日和周恩来长谈时，一方面很受启发，另一方面规劝为了抗日，中共应尽可能容忍退让一点，反映了旧民主主义者革命的两面性弱点。

1940年11月，黄炎培约请老友马寅初博士在“青年星期讲座”上作了《战时经济问题》的报告，用大量确凿事实揭露四大家庭为首的贵族，趁全民浴血奋战之机大发国难财，将大量资金存入外国银行，给己留一条外逃他国的出路。黄炎培大声疾呼要求对富豪开征“临时财产税”，从四大家族开征，充作抗战财政经费。马寅初祸起于此，被捕关进贵州息烽监狱。为此，黄炎培千方百计奔走营救马寅初。皖南事变开始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面临统一抗战破裂，黄炎培一手培植的五十多家书店，先后一一被查封，店员被捕被杀，给他极大的打击。

针对为在抗日时期国民党自1939年1月起实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在全国挑起事端，实行白色恐怖的现实，力主宪政治国。是年11月23日，三十多位国民参政员集会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八条《简章》和十二条《信约》，明确以“反对内战，调解国共关系为职志”，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同盟的前身。1941年3月19日举行中国民主政治同盟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纲领，选出执委13人，常委5人，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这些均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评价，而国民党对此第三势力十分仇视，成立第三天蒋介石把黄炎培诸人召来大肆责难，下令封锁民盟在国统区的影响。但黄炎培那时就中止了与民盟的关系，张澜为临时主席，后选为主席直至他逝世。此间表明了黄炎培在民盟和国家民主进程中的徘徊和迟疑，但在中国追求民主的社会步伐推动下，继续前进和奋斗。

1943年第三次反共高潮挫败后，在全国民主运动的逼迫下，于九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宣布“本党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11月12日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委员共54人，由各界人士组成，如孔祥熙、孙科、黄炎培、董必武、张伯苓等人，并邀请“富有政治学识经验与对宪政有特殊研究”的周恩来、张志让等人，黄炎培、孙科、王世杰被指定为常委和召集人。由此，民主宪政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烽起云涌地兴起。在民主宪政运动中，黄炎培和职教社同仁积极主动投入斗争，创办了《宪政月刊》，黄炎培任发行人，法学家张志让任主编，每月举办一次“宪政座谈会”，发言记录发表于刊物，影响全国各界，甚至国民党内部也引发了很大的震动。《宪政月刊》自1944年元旦创刊，至1946年3月共出版二十七期，成为一个政治家、学者、教授纷纷撰文，成为国统区一个重要的舆论宣传讲坛，而“宪政座谈会”，也发展为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斗争的重要战场。在这方面黄炎培和职教社领导人的卓越才能充分体现和发挥，也在陶冶、教育、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完善等方面得到昇华。

1945年5月，正值国共谈判，商讨抗日胜利后的中国前途，实行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5月21日，王若飞看望黄炎培，把中共七大文件送交一份给黄，并与黄等2人长谈，谈及已陷停顿的国共谈判，蒋介石对毛泽东七大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十分不满，指责这无异于推翻国民政府，而各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谈，决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把中共和其他党派排除在外。黄炎培认真阅读了《论联合政府》，深受打动，愿对国共谈判积极推动，5月25日由褚辅成邀王若飞、黄炎培等十一人吃饭。6月1日蒋介石宴请黄炎培等五人，邵力子等三人作陪，共九人共宴，席间，黄炎培，褚辅成慷慨陈词，要求国共继续谈判，表愿以几个参政员个人名义电报告中共中央，蒋介石表示电稿拟由黄炎培、傅斯年草拟，交张治中拍发，6月2日稿成又与章伯钧、左舜生商定电稿后于6月6日拍发。6月16日中共发表声明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6月18日电复褚辅成等七位参政员邀请去延发商谈国是，邵力子在孙科邀请的便餐时，把电文交给了褚、黄等人。在黄炎培的执意坚持下，6月27日下午4点半，七人同见蒋介石，却意外地获蒋介石的“恳准”同意。7月1日，因一人临行有病无法成行，众人乘军机，下午一点半到达延安。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到机场欢迎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三十多人。毛泽东与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不知原因，毛泽东道说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去上海迎接杜威博，你在演说时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黄敬佩毛泽东的记性，这是一段佳话。7月2日下午，黄炎培一行六人到杨家岭访见毛泽东，在多次会晤后，正式谈及国共团结谈判问题，中共参加者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七人，就国共商谈大门未关，国民大会是绊脚石必须停止举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形成共识。晚间，中共中央在大会堂设宴六桌招待黄炎培一行六人，由于七大刚完，不少前方将领也参加了宴会。晚上，中共举行了一千多人的欢迎晚会，李富春主持，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在答词中盛赞延安的好风气。

在延安九十五个小时中，黄炎培和毛泽东长谈十多个小时，见闻中大大澄清了他的不少模糊认识，大开眼界，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一生中第二个重大转折点。黄炎培在延安回来后，许多人来访请谈情况，多次被请作报告谈所见所闻，随后，汇集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书中戳穿国民党多少年来天天造谣，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一群匪徒，边区是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以此愚弄百姓。事实是身经百战的将领都温文尔雅。身为著名教育家的黄炎培说，我不信佛，但我一生不打逛语。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既然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以其高尚的人品和人格魄力，在国统区，震憾力其巨，非同小可，必然引来坐牢杀身之祸，遭到国民党的绞杀迫害。由于此书未经国民政府审查机关审查自行出版发行，率先发起了“拒检”，向自1931年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以实际行动进行斗争反抗，引起了文化界的地震，纷纷响应并拒检自行出版，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自1945年10月1日起撤销了原有审查制度，黄炎培在拒检运动中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全力以赴，这样的勇气，胆识，可敬可贺，爱国正义之心，可见一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战14年和全面抗日战争的胜利，黄炎培精准计算了“七·七事变”后八年又三十二天，“九·一八事变”后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感慨不已，追忆着职教社早年同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思被日寇枪杀和与日军血战被俘自戕的年仅21岁的张在森二位先烈。而内战的阴霾笼罩全国，黄炎培在《胜利了，痛定思痛》一文中描过了他内心的焦虑，对时局提出九点主张，拳拳爱国之心昭然可见。8月28日在重庆见到毛泽东后给黄炎培看到了希望和光明，经43天谈判，国共终于达成“双十协定”，但不足一个月，11月6日国民党又在全国发动了对中共解放区的进攻，内战又阴云密布、笼罩全国，黄炎培猛烈批评抨击国民党，并自告奋勇在战区作实地调查，将真相公布于世，并通过民盟决定，由黄炎培负责筹备反内战群众大会，自此全国的反内战运动如火如荼全面展开，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就是国民党镇压反内战运动的实例，惨案中死四人，伤数十人。

三、职业教育的杰出创始人和教育家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是实现爱国主义、投身社会革命必不可少、无法超越的台阶和基础，难以设想一个缺少基本文化科技知识的平民百姓，何以能够学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了解国际领域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又何以实现借鉴、消化、吸收、创新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投身于民族振兴的伟业？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的思想，正是适应中国社会落后，经济水平低下，民族工商业十分脆弱的基本国情，培育一大批具备适应时代发展，输送适应社会各种需求的受过一技之长职业教育的人材，用现代观点看就是高级蓝领人材和白领管理人材，就是先进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的社会人材基础和现代高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壮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生相伴，身影随行的必然结果。当然工人阶级不可能直接产生共产主义思想，马列主义的产生发展，是观察研究世界历史、社会经济发展、从根本上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吸收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切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因此，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是社会革命的催化剂、润滑剂，但又不可避免关门教育不能天生自然催生革命，而只有开门办学、走向社会、深入群众、研究社会各种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道路，不管何种教育，基础教育或职业教育，方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得以稳定、持久发展。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的思想也在他的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和新生，从而成长为杰出的教育家和职业教育的创始人。

黄炎培的基本素质的培育得益于自办的私塾教育，较为系统地学习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走上科举道路，考取了16岁的秀才，21岁的举人和24岁的进士，又有南洋公学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深受伟大教育家蔡元培的影响和支持，结识了马湘伯先生，与同学邵力子一起学习拉丁文，听讲科学知识，深入浅出，哲理精辟，深受他们思想知识所折服，在日后的生涯中也深受他们的关怀和薰陶，在被迫离开南洋公学后，走上从事职业教育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黄炎培说：“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救国唯一办法”，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这些成为黄炎培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

1903年，黄炎培离开南洋公学后，回川沙改观澜院为川沙小学堂（当地唯一的小学），办学思想着重于“唤醒民众”。后办浦东中学，与师生分工定期各扛小黑板去附近各村，对招集的男女老幼，从识字开始宣讲“国家情况，国民责任，教得六里桥一带人民兴奋起来”。1904年创办了广明小学，1905年，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识字不多，水木工行家杨斯盛慷慨捐出十二万银子，置地40亩，黄炎培设计草图，杨斯盛督监。建成的中小学，各几十个教室二层楼，两座礼堂，运动操上运动器具齐全，配中西校医，各科教师由黄炎培严格选聘。在浦东中学，教育、训练、管理，比其他中学严格许多，对学生主张德智体并重发展。全部学生住读在校，一个月只给一天假日可以离校。学校力举文武双全，体育大会上十多项体操武术项目的表演，吸引旁观者四千多人，在几年内就把浦东中学办得红红火火，大获成功，闻名暇尔，江浙各地争相参观学习。

杨斯盛是个有胆有识，手艺高操的半文盲，浦东中学初建时，捐十二万两银子，1908年临终又捐基金十二万两银子，几倾全部家产，是个令人十分崇敬的志士仁人，据全校师生校友公意，中学旁建了一座杨斯盛铜像作为纪念。

辛亥革命暂时胜利后，当时社会风气是“共和时代，全国人士趋赴所谓政党者，半年以来人人以议员为唯一目的物。……谁复念及教育？”黄炎培在任江苏省教育司任内，制订了《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创、改、扩建24所省立高等、中等学校，办了大量的县立小学，把征收全省教育经费税额240万元全由竹木、屠宰、牙行几种省税充当，从财政厅划出特别征管用于教育事业，专款专用，确保不被侵吞挪用，对江苏教育贡献之大不言而谕。1914年以后，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夭折，在他看来，“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黄炎培愤然辞去教育司长职务回到上海，在他自谕的“非有斋”陋室中研读了大量西方教育著作，认真研究了各种教育学说，从1914年2月到1917年4月不仅一边学习，进行研究和探索，一边旅行考察。一次以申报记者身份走遍安徽、江西、浙江三省，考察教育，历时95日，此后又一次北上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分别以《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一、二集出版。这些经历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萌发、孕育的基础。

1915年4月，黄炎培应邀赴美考察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三个月内考察了美国二十五座城市的五十二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育、实业界人士广泛交流，以考察教育日记第三集出版。

为了完善职业教育方案，黄炎培一行六人赴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历时96日，坚定了信念，“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鸦片战争的炮火，敲开了大清的大门，近代工业在中国兴起和发展，而一战战事，我国民族工商业乘势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教育为其发展培养大批应运时势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成为历史的必然。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始于广办学堂，提高国民素质，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命运，在近二十年对国内外教育的探索、研讨中，紧紧扣住中国教育事业中与社会分离的弊端，提出了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的教育形式，明确教育的本质具有职业性，是与生活、生计和社会发展联系一起的，职业教育诠释为“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尽其对群的义务”，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的生计问题”。工商界人士都积极支持黄炎培创办职业教育，当他在南洋、新加坡考察时，经介绍结识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应诺黄炎培从1917年起连续五年捐赠给中华职业教育社一千元。终于水到渠成，1917年5月6日，经其亲自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宣告成立，教育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马湘伯、张元济、伍廷芳、聂云台等四十八人署名发表《宣言书》，确立了为教育改良准备，替学生谋社会服务准备，替中国和世界谋增加生产准备的宗旨，制订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章程，“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办法，矢愿相与始终也”。中国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为职业的全国性机构，黄炎培被推为办事部主任。

教育社成立后，黄炎培立刻筹办第一所中华职业学校，附设各种工场，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实践场所，同时增加国货生产，抵制洋货。在无经费、无场地、无校舍的困境下，经多方努力在有了初步眉目，在上海市陆家浜租定了放生局东面公地7.5亩荒地建造校舍，1918年6月15日奠基，9月5日基本竣工，建平房五十余间，铁工场、木工场两座，当时即招生开学了。第一所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声誉鹊起，受到实业界和社会极大好评，后又据实在铁木二科基础上，增设了珐琅、钮扣、留学勤工俭学、职业师范、商科、文书科和机械制造等科，而附设工场后发展为中华法琅厂和中华铁工厂。但事业的兴旺下却使职校负债累累，在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校校董朱汉章签字公债样张上，学校公债发行成功，到时还本付息，信用卓著，为职校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基础，自此职业教育如雨后春笋，到1921年全国职校和补习学校已达七百余所，女子职校二十七所。

黄炎培早与李大钊、陈独秀相识， 1920年3月29日请陈独秀在职校演讲，经介绍又亲自北上访晤李大钊，清晨至中午交换对大局和做法的探讨，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读过《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黄炎培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还与蔡元培等一百多人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周年纪念”活动，但这些实践还没有把黄炎培完全嬗变为熟谙剖析国情，坚定拥护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1917年到1927年的十年，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育社创办和兴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在教育界、实业界知识人士中，而且在边远省份开办了职业教育，更甚在政界、军界冯玉祥、阎锡山、杨森等都支持开办职业教育。职教机构从1918年的531个增至1926年的1695个，职教社社员，从1917年的786人增至1927年的6581人，黄炎培及其同人，在中国职教事业中的卓著贡献尽人皆知。

黄炎培十分善于总结思考，决不会陶醉于已有的职教业绩，总结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新意义，不仅靠个人努力图生存，更要以集体共同抗敌，方可生存，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次伟大飞跃。

自此，黄炎培响亮地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力主“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明确不仅是办教育，还应参加政治活动、努力与劳动界联系，学习掌握相当的知识，谋改善生活，改进农村事业成为“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幸福基础”。也在实践中，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始以派一名教员、一名医生，发放无息贷款，以后，又在教育、筑路、公共卫生、医疗援助、文娱活动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还附设了“中华农具推广所”，代购新农具。以后试点又渐次推广至镇江、上海农村。

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等长江领域以南，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立刻以“学阀”罪名通辑黄炎培。一天深夜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人，与黄炎培素不相识，叩门进屋，急告他将暗杀五个人，其中一人是章太炎，一人是你黄先生，快走！快走！天明就太危险了。黄炎培立刻带了简单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偕夫人王纠思乘夜离家，欲逃之去苏联，在受阻后改去大连。政变后第十天，即1927年4月23日中华职业社被捣毁，职教社全体工作人员，坚持拒绝迫使在预先准备好的“黄炎培反动证明书”上签名，全部被押上一辆大车，驱之郊外，对中华职业学校和工厂，暴徒以手枪威胁工作人员，欲全部“接收”，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不畏强暴、誓死保卫，暴徒才无趣悻然离去。黄炎培负责的江苏省教育会被撤消，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被封，浦东中学被改组，实际上剥夺了黄炎培在教育界行政上、机构组织、职校的一切职务。这些事件中，黄炎培的高尚品德和社会影响根基之深厚，得以安全无恙地度过了人生危难时机。

在这样的逃亡大连的生活当中，一则新奇的趣事发生了。某日，忽有人从隔壁敞开的窗户中伸头叫“黄先生，”黄邀其闲谈，那人进屋即紧握其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日本特工，奉命来监视先生的。我已窥视先生很多天，见先生读书写字这样认真，生活这样严肃清苦，今后我决不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作不利于先生之事。我本着良心，做先生的警卫，切切实实保护先生。……而从此，确实对黄炎培很好，在决心离开大连时，那人还帮助买好船票送上船，依依惜别。足见黄炎培的人格魅力之大，连日本特工都受其幡然感化。

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社办事部主任，江恒源接任主任，杨卫玉任副主任。从此，中华职教社的黄、江、杨并称为三老，齐力同心，和衷共济主持社务几十年，为我国职教事业终生奋斗。

黄炎培十分善于团结他人，调动和发挥志同者的主动积极性，他待人以诚，以心换心，充分信任各方面的伴侣，有个宽容别人的心态，中华职业教育社虽然物质待遇十分清苦，都能有效团结各方有识有志之士共同奋斗，创造了职教事业的非凡辉煌。

黄炎培辞去职教社职务后，去了朝鲜和日本考察，对朝鲜人民亡国殖民之苦感同深受，在日本看到大办青年团，在乡间的军人十分活跃，侵华备战的气氛笼罩日本，1931年4月23日回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该年对华侵略出兵，31年5月，国民党已撤销了对黄炎培的通辑令，蒋介石邀黄炎培来南京晤谈，他把所见所闻，及在日本购得的暴露日本军阀侵略中国野心的三本书面呈蒋介石，蒋不作答，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还对黄进行了嘲讽。九一八事变，证实了黄炎培的预见，给国民政府以有力的一击。黄也立即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与三十五位爱国反帝的朋友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天天研究讨论抗日大计，又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救国通讯》杂志，后称为《国讯》，鼓动抗日救国。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淞沪之战，黄炎培以其卓越的才干和号召力，在此战中对前后方所作贡献本文已有详尽介绍。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黄炎培足迹遍及全国十八个省区，每到一处，在演说中凡提及职业教育时必与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相结合，赋予职教的新内涵，把爱国主义与职业教育完美统一起来。黄炎培也在以后经常说过，九一八是他重大转变的时间节点，成为他人生新的转折。

四、卓越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黄炎培经蔡元培介绍于1905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蔡离沪赴德留学，由他继任上海同盟会干事，与张謇、沈恩孚等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任常务调查干事。1909年被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及常驻议员，以此身份同时又以浦东中学创办人身份便利，从事革命活动，足迹遍及江苏六十二个县的四分之三。

辛亥革命时，黄炎培34岁，是年8月19日，革命军武昌起义，8月24日上海赵竹君约黄炎培去策划，同陈其美、李钟珏等发动民军和商团起义，9月14日胜利攻破制造局，接受了上海道、县的官印，15日江苏省教育会的会议上，公推黄炎培为代表。去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江苏省宣布独立，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黄炎培被留在府内工作，任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被任命为教育司长。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奔走各方，处理问题十分得力。在府内职务上，向所属清政权衙门收取印信和起草新的官制，对旧官愿留则留，给生活费，愿回原藉则奉送发放回藉的川资费，清官员们包括各县知县，同等待遇，一律平等，一致认为处置合情合理，没有不满和反抗。10月14日，十七个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省推代表到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礼堂召开全国共和联合大会，公电促请孙中山回国主政，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定国名为中华民国，定五色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十七省代表集中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选为副总统。

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却辞，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领袖陶成章、宋教仁相继被刺，袁世凯叛变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失败，但袁世凯的倒行逆驶，八十九天的皇帝梦被人民所粉碎，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孙中山在辞职后去上海闭门写作《孙文学说》，文稿及半，召黄炎培切磋书稿，孙中山索性说我不善于写文章，已写书稿请你看一遍，字句上有斟酌，请你动笔修改，黄炎培欣然照办。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黄炎培与江问渔、杨卫玉等致电宋哲文指出日寇“暴敌无厌，得寸进尺，卢沟桥之变，用心叵测，令人发指。诸公奋勇抗战，捍卫国土，全国感佩,……尚望坚持到底，勿中敌计，不作城之盟，不签任何条约，全国国民愿为后盾”。上海八一三战事，黄炎培推为上海市抗敌后援团主席，并以当时上海地方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广泛联系工商界人士和职教社同人，支援前方，动员后方，所作一切不再重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团结抗战的形势，黄炎培深受鼓舞，身体力行，无私奉献。期间，国民政府组织了国防参议会，黄炎培被聘为国防参议员，三个多月时间内九次往返南京上海之间，而在南京沦陷后，又日夜兼程奔走于湖南、广东、广西途中，一如既往地做团结抗战工作，访问过张治中、徐特立等政界领导，做国共双方共同抗日的协调工作。

1938年4月，国民党举行临时国代会，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组成国民参政会，黄炎培被改聘为国民参政员，5月在武汉出席参政会，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共产党参政员，自此他们经常交往长谈，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八一三淞沪之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精心准备下，派员到内地，广西办事处2月在桂林、云南办事处5月在昆明、四川办事处10月在重庆成立，中华职业学校迁渝开学，《国讯》于8月13日在重庆复刊，由黄炎培、江问渔、叶圣陶、杨卫玉、孙起孟等组成编委，孙起孟任总编辑，又分别出版《国讯》的桂林版、昆明版、香港版，为鼓动团结抗战不懈努力，复刊后，黄炎培亲自请周恩来撰文《今年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全文一万多字，1939年初《国讯》上连载三期发表。

1939年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明开会三周，发表了《今天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就近处说，本社的使命是在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主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

1938年，国民政府指派一批参政员组成《川康建设考察团》，黄炎培被推为副团长，随后担任“川康建设期成会”泸州办事处处主任，为川康建设献计出力。黄炎培又曾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几次去南洋各地劝募公债，奔走呼嚎，募债成绩显著。

1938年冬，黄炎培与多人联署讨伐抨击汉奸汪精卫，经当局封杀仅在《新蜀报》独家刊登。

黄炎培还在1940年9月邀周恩来作报告，一个多月后又邀马寅初作报告，分别就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征收“临时财产税”拓展抗战资金来源等作报告。

黄炎培为团结抗日，可谓真心实地、全心全意，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和不朽的贡献。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限共、反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不满，包括“职教派”在内的各界提出了七个“请政府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提案，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宪政运动”，蒋介石为息事宁人，在会议闭幕后，指派黄炎培组成二十五人的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宪法期成会“，黄炎培推任为主席。书生气十足的”期成会“成员，危襟正座地开了十天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八章一百三十八条的“宪法草案”的空泛文章，不痛不痒，毫无结果，倒是延安成立的 “宪政促进会”举行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通过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改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重选代表，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宣言和纲领，选举出执行委员13人，常委5人，黄炎培被推举常委会主席，并捐千元为民盟活动费。民盟的成立，得到中共中央很高的评价，而国民党对其十分仇视。蒋介石得知民盟成立之事，十分恼火，不能允许国共“两党以外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3月21日，蒋介石召黄炎培去大加责难。随后下令封锁民盟在国统区的声音，无奈之下，只好派梁漱溟去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公布民盟成立大会宣言和纲领。半年以后，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当时，民盟（以年龄为序）推长者张澜为临时主席，后正式当选为主席，长达十多年直到他去世。

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挫败后，国民党于43年9月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宣布“本党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全会通过了实施宪政的总报告的决议案，决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柰属最高国防委员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委员中包括董必武、黄炎培、褚辅成23名国民参政员在内的54人，黄炎培、孙科、王世杰被指定为常务委员兼召集人。

自此，全国范围内民主宪政运动水生风起，黄炎培和职教社同人，加入了大后方重庆、成都、昆明、西安、桂林的宪政讨论，借以猛烈抨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立刻筹办了《宪政月利》，黄炎培任发行人，著名法学家张志让任主编，1944年元旦创刊，共出版27期，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该刊主办的“宪政座谈会”成为从上层社会的文化沙龙发展成群众参于进行民主斗争的论坛。黄炎培和职教社的领导人卓著才干、精心设计、有胆有识，是《宪政月刊》、宪政座谈会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取得成功的无法抹杀的成就和功绩，在这过程中，民主运动也教育了黄炎培思想认识昇华迈进。此间，黄炎培不遗余力地推动职教事业的发展，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后方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学生67227人，职教社在重庆创办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这所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

二十世纪前半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一股公认的政治力量，称之为“职教派”，黄炎培、江向渔、冷遹三位国民参政会的议员，是该派的代表人物，而黄炎培则是当之无愧的“职教派”领袖。他们的政治活动力图与他们的教育活动分开，这就是政治与教育活动独立进行，同意把发展壮大、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独立管理经营，这在社会实践中缺乏现实性和可行性，“职教派”总是一方面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参与社会政治，另一方面又把“职教派”的政见、活动、文章、讲话，通过他们办的刊物发表、登载、出版发行。

1940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对中国的干涉，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我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职教应时而生，应势而发，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培养了大批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各种专业人才，二十多年的努力，职教培育的人才已成长为民族工商界的中层至上层骨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称之为中间派，而黄炎培渐渐成长，自谕为“中左派”。

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的“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年11月，“职教派”人士，联络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等领导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后又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是其主要创始人。

1940年1月5日，作为政治组织的“国讯同志会”正式成立，黄炎培任会长，江问渔、冷遹、杨卫玉为副会长，是为政党雏型，尚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国讯同志会”的活动，有部分共产党员参加，并随时向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通报情况，同时又与国民党重量级人物，如邵力子、孙科、张治中、王世杰，甚至陈立夫，“职教派”人士与之交往甚多。

1941年初，国民党欣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3月19日举行大会正式成立，黄炎培当选为第一任主席，而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国讯同志会”是一致的，事实上，这两个政治组织的活动是无法分割的，如以《国讯》、《宪政月刊》的名义组织了近二十次的“宪政座谈会”，是当时十分活跃的重要政治活动，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以后成立的民主建国会作好了准备。

职教派与迁川的爱国工商界人士，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军需民用品的生产、供给付出了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一致抗日奔走呼嚎、动员宣传。战争的洗礼，这两股力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交往，迫切要求联合起来，实现国家和平稳定、要求民主建国，一致认为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黄炎培从延安归来后，加紧了筹建政党的活动。

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经过24次筹备会议后，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章程和宣言，选举了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27人为理事，冷遹、沈肃文等19人为监事，理事会、监事会又选出黄炎培、胡厥文等11人为党务理事，冷遹等5人为常务监事。民建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没推理事长等主要负责人，可见其组织的集体民主决策，权利平等之设想和实践。自此一个新的政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教方面，民建都有相对比较全面系统主张，具有时代特征和进步特征。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说，他不是不问是非曲直的和事佬，也不是在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中持中立态度，正是对自己政治态度和处事处人的基本原则的概括总结。黄炎培认为自己是中间派而不是中立派，中间派也不是调和派，这些在其一生的生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按之前确立的既定目标——消灭中国共产党，实现由中国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国家和政府，与之针锋相对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路线，成立由广大人民革命各界力量为主体的联合政府，对于在抗战胜利后，两个不同的政治主张，两种不同的国家前途，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旧三民主主义国家，成为两种命运的艰难抉择。

饱受战争、动乱和欺凌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平统一、国家稳定、民族独立、政治清明是久盼的心愿，力主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国民党核心力量的一意孤行，希望终成泡影。抗战后期，国民党乘国难之乱，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对民族工商业者百般盘剥，大批工商业衰败倒闭，而抗战胜利后，却以接受大员自居，千方百计扼杀侵吞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引起民族工商业者的奋起抗争，虽然蒋介石接见了他们的上访，民族工商业者代表却空手而归。严酷现实教育了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光靠实业救国是无法实现的虚无缥缈的幻想，无数次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挫折和教训，警醒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联系，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期愿，建立一个政治组织，方能形成一定的力量，争取自身和人民的光明前途。

1945年7月，黄炎培等作为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精英，一行六人到访延安，在与毛泽东几乎全部中共高层领导和高级将领的密切会晤交谈中，唤醒了这六位代表，如梦初醒，大开眼界，为黄炎培蕴育筹建新的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后以原有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代表为核心，又邀请了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当时政坛上有真知灼见的人材，共同筹建政治团体。此时，正值中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黄炎培到机场迎接，在重庆，中共代表与当时当地颇具政治影响的工商界人士相互宴请，会见沟通交流，使工商界人士对中共的建国方针、民族工商业政策和发展方向道路加深了了解。经过充分准备，134人参加了民立建国会的发起签名，并于1945年12月16日召开了由93人出席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章程、政纲、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领导机关，新的政治组织宣告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根据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据此，选出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等37位理事，李组绅、冷遹等19位监事。大会在“民主建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声中胜利闭幕！

民主建国会的政治主张核心是国家民主和国家建设，把民有、民治、民享作为最高理想，这在中国社会当时背景下，具有鲜明、清晰的特点和进步意义，与中共的奋斗目标在很多方面相契合，成为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在国际外交方面，力陈爱好和平，在美苏两国间，必采平衡之策，以求尽多的国际友好合作，争取巩固在联合国的地位，这在以后乃至当今的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充分显现了这一主张的战略远见，却未能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采纳。但其后黄炎培很快放弃了这一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一边倒”地倒向苏联成为他的主张。

“双十协定”确定要奉行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初定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各九人，而民盟作为政治协商会议方面之一，是中共首先提出的，黄炎培是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蒋介石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原因之一是认为他可以有把握操纵会议，关键在民盟，即民盟可以为蒋介石所掌控，然而发现不可能为其操控时，便采取各个击破，分裂和拆散民盟，事实相反，黄炎培和共产党人的过往日渐频繁和密切，而与国民党人的交往愈来愈少了。黄炎培等人也一致认为政治协商将是一场艰苦而复杂的斗争，如果内战不停那政治协商决不可能取得成果，而由他们三十八位代表不能关门研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必需请民盟致函国共呼吁停战，发动群众督促代表争和平、争自由、争团结。黄炎培正值脊椎神经炎的旧病复发，一面推动致函国共，一面因病出入旧居必需拾三十多个石阶而行动不便，而迁入民盟代团处，工作、身体都更为有利。而在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下令停火。会间，黄炎培参加了和平建国纲领组的协商讨论，是会议中最为重要、争论最烈的一个组别了。会间，民建提出组织“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简称“协进会”），得到二十二个进步团体的响应，协进会的活动，对政治协商会议取得进展进行推动，黄炎培在发言中不仅谈了和平建国纲领，也犀利地驳斥了蒋介石所谓政治协商是分赃主义，“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是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这对蒋介石无疑是大不敬不赦的打击。1月25日，重庆举行了一万多大学生的民主大游行，马寅初等百名多教授行走在队伍前列，就在这次游行第二天黄炎培参加会议期间，国民党军警宪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了他的菁园寓所，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道路，捆绑了工作人员，住所四处搜集达一个小时之多。这一切，引起了黄炎培的强烈不满，在会议发言中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制定侵害人权的治罪法。会议闭幕前，黄炎培十分敏感地问及本会各条规定相当周密，惟施行政区域是否包括东北在内？吴铁城答东北尚待另定办法。不出黄炎培所料，这种“疏漏”，正是1946年3月东北内战的烽火已遍及东北，国民党所设的伏笔。黄炎培是公认的当年国共和谈、政治协商的著名人士之一。

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病根远没根治，国民党特务制造了“较场口血案”，随后又借口打出“收复主权”的幌子，针对苏联在东北尚有未撤之兵约为十万，调离大军，向东北地区的民主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内战又起，至1946年3月，内战之火已燃遍东北，大有从关外烧至关内全国性的全面内战之势。此时，负有调停中国内战的马歇尔将军却回华盛顿休养度假去了。中共为了国家和平大局，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全国和平，民盟和许多人民团体共同进行调停内战的工作。4月9日，在政协综合组和宪法草案组的联席会议上，民盟代表率先提出变更议事日程，立刻商谈停止东北内战，中共代表表示支持，主张先停战后再谈宪章问题，但遭到国民党代表的敷衍搪塞，借口没有资料，草草收场，离开重庆、飞往南京，停战一事不了了之。

接着国民党针对反内战制造了多起镇压群众的事件。如6月时的上海请愿团去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遭到特务殴打受伤，黄炎培立即赴医院慰问，接着，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李公朴，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民盟主席张澜被暴徒殴伤，西安《秦风工商报》被国民党暴徒捣毁，负责人被捕，民盟中央委员杜赋丞被害，陶行知亦受刺激太大脑溢血去世，民盟不少地方组织被破坏。这些事件对黄炎培的打击很大，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述“连日神经过于震动激张，颇感精神失却常态。”但他却在此白色恐怖时，义然表示“……民盟是我发起者之一，必不告退”，“民盟同人愿为民主和团结而奋斗，此志决不少懈。”从此，黄炎培再不愿充当国共的调停者，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希望和信心，写了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辞职书，鉴于经济拮据，先变卖了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同时决定以卖字为生，情绪低落忧伤。然而黄炎培安得悠闲？

就在当年9月下旬，周恩来代表中共通过马歇尔送交一份紧急备忘录给蒋介石，警告蒋介石如不停止进攻张家口，就是和平的最后破裂。10月11日蒋介石军队攻占了张家口，中共代表团立刻表示准备回延安，南京《中央时报》发出号外，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5日，国民党的雷震身带孙科给张君劢的亲笔信来上海，请第三方面人士去南京，表示愿停战和谈。在周恩来与陪同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的黄炎培等见面时愤怒地指出这是国民党骗人的假和平把戏。经过国共和第三方面人士会谈，黄炎培整理了一个代表第三方面的意见：和平、停战的愿望；双方下令全国军队各回原地，一律停战；依年初公布停止冲突，恢复交通，派员监督；尽快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一致参加政府，商决国大问题等。黄炎培又身负历史重任，满腔热忱地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在请回到南京民盟总部居住后，佯装悠闲自得阅读鲁迅小说等作品，国民党却派陶希圣、陈立夫等力劝黄炎培脱离民盟，钱新、杜月笙也作说客，请其参加国大，均遭——拒绝，两次对记者表示无意参加政府和国大，粉碎了国民党分化瓦解第三方面势力、拆散民盟的用心。即使国大为拉拢第三方面人士把国大召开时间推迟三天，民盟还是决定拒绝参加，黄炎培独自回到上海，国民党雷震追至上海劝其参加国大和政府，黄炎培笑言：“谢谢你的好意，不必了”。黄炎培反对当时的国大，自然是对蒋介石的伪善以痛击。

1947年2月1日，中共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2月27日国民党政府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谈判联合代表全部撤出。自此，宣告国共谈判彻底破裂。黄炎培代表民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为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宣言》。国民党悍然下达《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诬蔑民盟和民建“从事煽惑鼓动，甘为中共暴乱工具”，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的法西斯暴行自此不断升级了，发生了南京大中学生和平请愿，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军警殴打受伤无数，即“五·二O血案”，数天后，一位中年人王宝基在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前长跪不起，受到警察的干涉，他对数千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揭露了“五·二O血案”的真相，黄炎培对王宝基的行动深为感动，并发表了文章发表在《国讯》。自此，黄炎培的住所受到特务的监控。同时，黄炎培也从中间路线逐步走向“一边倒”，他的《天快亮了》一诗正是他真正摆脱抛弃中间路线，拒绝参加国大，完全寄希望于中共的政治道路前进中的里程碑。1947年10月27日，即黄炎培10月1日七十岁生日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严加取缔，国民党军警也围困了民盟总部。在此险境下，当天晚，民盟在张澜主席家举行会议，公推黄炎培和叶笃义去南京与国民党进行交涉，黄炎培坚持民盟立场，不为威武所屈，拒绝接受承认民盟“伪宪”等，要求军警撤去对民盟总部的包围，致使周新民等人脱险，唯被扣的罗隆基也在黄炎培违心商定“善后办法”后获救。

在蒋介石白色恐怖弥漫国统区大地的气氛下，1947年11月4日，黄炎培带着“善后办法”稿文，偕罗隆基返上海，11月5日民盟张澜主席寓所举行临时中常会，一天的争论和讨论后，于次日张澜主席发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也即日解散”的公告，同时正式公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活动，黄炎培在《我与民盟》一文中写道，“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能有一字一句，能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者否？”可见他内心的痛苦。此时，黄炎培的脊椎神经炎病复发，病倒休息。此病，依本人分析，凡长年吃素者，由于没有肉食摄入，血管和神经等系统其内管壁缺乏动物纤维而极易发生无菌性炎症，导致血管和神经系统炎症、疼痛，黄炎培正是从1914年吃素后就与肉食“断交”，此为本人以现代医学营养观点之所见。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派四名特务始终跟踪监视，在他偕家人去杭州超山观海一路伴随。黄炎培并不悠闲，中共地下党和他保持着联系，了解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情况，他早已成为共产党的诤友，仗义直言当时苏北土改中的偏激行为，向中央反映。中央对黄炎培所反映情况，评价很高，黄却不以为然，决定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由国讯书店出版了单行本，据此《国讯》仅出版两期，国民党政府就以“为匪宣传”罪查封了《国讯》杂志和国讯书店。又过一个月，黄炎培又和同人朋友们创办了《展望》周刊，把斗争坚持到底。

1948年5月1日，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在解放区召开新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盟声明积极响应。此时，中共地下党见到了国民党黑名单中第一名是黄炎培，对他居所仍有特务监视，处境危急，经中共安排，于1949年2月14日借做寿之名宴请宾客三天，在当天宾客盈门之时，辗转至女儿家，于次日晨化装乘轮船夜宿大副舱内去了香港，又于一个月后偕夫人和女儿回到天津，心潮澎湃，做《海行》诗一首“……几时迎取一轮新的太阳……”。

就在“五·一”纪念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处于国民党监视中的黄炎培，得知此悉后，立刻秘密召开了民建常委会，决议赞成“五·一”口号，并派章乃器、孙起孟两人为驻港代表，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代表站到人民革命一边， 接受中共的领导，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经香港避难，途经天津，到了已是解放区的北平，翻开了他人生历史全新的一页。就在黄炎培到达北平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前往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毛泽东下机后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二十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后，设宴独邀黄炎培畅叙别后之情，纵谈国家时局，直至深夜。第3天晚上，叶剑英和徐冰两人，在国民大戏院开会欢迎，黄炎培此时激情喷发，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表达了他真心拥护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态度，为完成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开始全新的人生道路。

黄炎培次子黄竞武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随后又参加民主建国会，在1948年冬上海处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情况下，被推为民主建国会临时干事会干事，负责主持民建上海地下组织工作，他在随时面临牺牲的形势下，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地下工作。黄竞武在1949年4月阻止国民党准备转移国家资产和阻止偷运黄金、白银的斗争中于5月12日突遭逮捕，5月18日遭特务杀害，年仅46岁，黄竞武就在牺牲8天后上海解放，与郑太朴、姜化民一起，由上海市政府追认为烈士，而黄竞武是第一位民建会员惨遭国民党杀害的烈士。上海解放后，黄炎培得知黄竞武被害的电讯，也收到市长陈毅和潘汉年、沙千里发来的慰问电，他非常悲痛，但强压悲愤地在回到上海帮助工作，在民盟、民建举行的黄竞武烈士追悼会上说，他在竞武出生仅20天时，仅在两江总督对其就地正法前一小时，得救逃之日本，而在他72岁时竞武却遭杀害。黄炎培在上海，强忍失子之痛，一如既往地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一方面积极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另一方面为上海接管和发展稳定社会经济生活而工作。

黄炎培坚信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的声明，民建会的政治态度，得到了毛泽东在信中很高的评价，这对于黄炎培也是很大的鼓舞和教育，给予他努力完成团结、改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责任和使命。黄炎培回信毛泽东对党的“利用、团结、改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表示完全支持，自觉接受这一前所未有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以晚年献身！表明了民建和黄炎培彻底抛弃“中间路线”的立场。

1949年6月2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正式开幕，黄炎培被推为常务委员会，还被推为第四组副组长，组长为董必武，负责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参加了七次常委会，完成了筹备工作。9月21日，由全国各民主党、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黄炎培为民建代表之一，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代表民建在大会上发言，深切感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黄炎培当选为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在政府组建时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民建主要成员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委员会委员、部长，副部长以及政务院主要职务的共有二十五人，成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旗帜鲜明、积极参与、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在共和国建立初期，为稳定社会，恢复经济，改善生活，黄炎培和民建会积极献计献策。政务院采纳了民建会章乃器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建议，1949年底政务院决定发行公债；针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投机倒把肆行，在政务院积极对策和措施下，数年内在全国各地组织数以百次计的大型物资交流会，协助实行批发商的改行转业，为促进城乡市场繁荣，配合国家稳定商品批发市场，推动物资交流，发挥了民建组织的优势。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共和国成立后，公布的4.75亿人口中80%以上为农业人口，老解放区先行实行了土改，但尚有3亿农民的解放区未实行土改，民建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制定，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一行主动要求离开北京来到苏南农村，风尘仆仆到无锡、上海、松江、川沙、黄浦、苏州、镇江、南京等，深入农村，开展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土改调研时还同时了解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经过半个月的调查，黄炎培内心充实有底，一方面充分肯定土地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翻身得解放，扬眉吐气，各地农业丰收，农村购买力迅速提高，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前景，凡此种种，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正以全新姿态站起来了；另一方面，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农民群众，受压太深，其反必烈，出现了行动过火，短期内出现乱打乱杀的现象。我本人的经历也足可以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幸而斗地主恶霸，过头过火的问题没有成为漫延、发展、恶化之势，及时得到了纠正。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是相当彻底了，今后不需要更加严厉了” ，这些都是黄炎培在调研返京后的报告中所客观公正的反映，这些诤诤之言，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纠正和执行，黄炎培真诚坦言的精神十分难能可贵，避免了人人过关的问题的发生和发展，使镇反运动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

1950年6月，朝鲜内战。9月，美国捍然出兵朝鲜，占领了汉城，越过朝鲜南北分治的三八线，直抵鸭绿江边，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疆城市，妄图把共和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协商座谈达成共识，根据黄炎培的建议，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队伍名称，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民建总会还发出了宣传要点，1950年11月30日，天津工商界4万多人，在李烛尘、毕鸣歧、朱继圣组织率领下，举行了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致电毛泽东，得到复电赞扬和肯定。1950年12月9日、16日，北京、上海工商界，也在民建组织领导下，分别发动了5万多人和15万多人的游行示威，上海民建荣毅仁手扛大旗走在前列。仅1950年12月，全国21年城市不完全统计就有70万人参加了集会游行，掀起了全国性的抗美援朝的热潮。包括民建、民盟等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涌跃捐献飞机大炮的工作中，全国共捐559架飞机。不少民建会员或其亲属赴朝参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为抗美援朝最终休战回复到南北以三八线为界的治理状况，中国免受一场战争灾难，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作出了贡献。

共和国建立初期，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留下了200多万的土匪，60多万特务和60多万反动党团中坚骨干分子，不时以暗杀、爆炸、抢夺、造谣惑众等方式从事颠覆破坏活动，严重威胁到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破坏社会稳定和社会生活。1950年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各地党政机关，争取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对于在各个历史阶段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和起义军官，不论之前罪恶轻重如何，在镇反运动中均给予特殊照顾和宽大，促进了镇反运动的顺利开展。为纯洁民建组织，号召曾参加过反动党团、道会门的成员进行坦白登记，严禁吸收有反革命嫌疑与历史不清的人员入会，维护了民建会的纯洁性，划清了与反革命敌对势力的界线。

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共在1951年12月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得到了民建的支持。黄炎培敏税地察觉到三反运动中，党政干部中极少数与工商界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有漏税、行贿、送回扣等违法犯罪行为，向中央积极建议。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于1951年1月26日，发出了坚决彻底的“五反”指示。黄炎培针对两年“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左倾扩大化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使运动得以健康进行，还针对民建组织的界别特殊性，对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守法守规的引导教育，区别情况，对查出问题的领导，作出慎重的会内处理，从而使广大民建会员经受了考验，受到了教育，为日后国计民生中工商界的守法经营，奠定了基础。根据运动结束后的统计，民建会员中严重违法户315户，完全违法户112户，受刑事处分的只有50人。黄炎培针对运动后工商业界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担心没收资产，黄炎培也向毛主席作了反映，毛主席也作出了相应指示。

1952年7月1日—7月7日，民建总会召开了第二次总会扩大会，黄炎培传达了毛泽东对民建会指示精神，经充分讨论，重新明确了民主建国会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政党，确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自己的纲领，接受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代表其成员的合法利益。这是民建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明确了民建会的性质、方针和今后任务，制定了民主建国会新的章程，调整了领导，黄炎培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章乃器、南汉宸、李烛尘、盛丕华、施复亮为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为秘书长。

经过三年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国民经济已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国内经济面目、政治形势发生了质的飞跃。为了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请了各民主党中央负责人和部分工商界人士代表召开座谈会，民建会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出席，意在要求协助做好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10月，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于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建会，黄炎培在1953年11月召开的民建总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今后工作方针和任务是通过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增产节约和各项爱国运动，依靠全体会员的努力，……团结工商界群众，正确地发挥带头的、模范的和在人民政府和工商界间的桥梁作用，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在日后的工作中，民建总会作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和学习，力求消除工商界的认识模糊和恐惧不安心理。这些努力促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顺利实施和完成，实现了对金融业的公私合营和工商业的改造，而其中不少民建会员在共和国的初期和工商业社会主义全面改造前，就先行完成了不同形式的改造，有的直接转为国营企业，如李烛尘、荣毅仁、侯德榜等“红色资本家”，为在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树立了榜样。这些民建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他们摆脱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而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时也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提前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黄炎培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大会。其后，当年底，全国大城市和五十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中的民建会员绝大多数担任了企业的各级负责工作。在此形势下，民建会随即进一步教育会员要守职守责，很好地接受公方领导，主动搞好公私关系。1956年9月，黄炎培应邀列席中共八大，并在主席台上就座，他感到无比光荣和兴奋。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与当时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了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了题为《东方红遍环瀛》的诗歌四首，以此祝贺中共八大。

中共八大后，黄炎培深受教育，在民建中常委扩大会和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议讲话，希望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会后向毛泽东报告了民建的近况，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信中又附毛泽东二首词，《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长沙》。

在1956年11月15日开始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1957年开始开展一次整风运动，1957年4月中共主要领导人约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毛泽东表达了中共整风的真诚之意，民建表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和对整风的参与态度。1957年春夏之交，确有极少数人借整风之机，否定中共的领导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和分析了运动中极少数人的做法，继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场针对思想理论、文化教育、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各界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就此展开，整风运动发生了大逆转，转为反右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民建154名中央委员会，有28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占比18%，全国24156名民建会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00多名，占总数的13%，一大批爱国、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被打击迫害，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民主党派被错误地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是被彻底改造的对象，在以后的长时期内组织发展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无法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即使在如此极为困难的社会政治生态时期，黄炎培中肯地而无奈地在6月15日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政提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派别里去。但黄炎培和民建中央，也不得已违心地在1958年的工作中，掀起思想改造大跃进，并不断升级，部分地方民建提出“向党交心”的活动。反右斗争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遭到严重挫折，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损失，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记取这一沉重的教训。

就在1949年6月共和国诞生前，黄炎培借处理上海工作之机，与从事职教的老友进行了漫谈，返京途中又与杨卫玉、沈肃文、吴研因等老友，进行恳谈，在火车上就动笔写起了职教的总结文章，几经努力，定稿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文章相当客观而严正地批判他们长短之处：有理想、有实现的方法，却只有文字和言论，缺乏行动，即使行动，仅限于教育性，而缺少革命政治性；认识群众、联系群众，但缺乏经常性的组织；不受恶势力的威胁利诱，虽反对恶势力，却没有推翻恶势力的计划和魄力；能吸收最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但则偏倚教育方法，缺乏本着时间空间的基本认识构成教育理论体系，作为职业教育的根据，即使有理论，只能说是一隙之明，没有完整。并联系三十二年实际，进行了具体联系分析。文章最后说职业教育有若干年经验，献给人民政府，把一部分私人的事业化为全体人民公共的事业，把创办的学校，归之于公家，并协助政府制定一份全国或全市的职教计划；附设的其它事业，同样归之于公家；职教社本部，改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人员和职教研究总机构。黄炎培把文章送请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审阅，面对黄炎培，毛泽东说：“文章写得好，这是你们团体的行动纲领，应该送报纸发表。”10月1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在文章发表前，关于职教事业也引起政界和教育界的一番争论，最终把“注重技术教育”六个字写入了新政协《共同纲领》教育章，黄炎培的意见得到了马寅初、李立三的支持，并在《共同纲领》中得到了具体反映。

1949年9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第三届理事会选举，黄炎培当选为理事长，江问渔、杨卫玉、孙起孟、李正文当选为副理事长，孙起孟任总干事。1950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迁址北京后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会期一个月，学习了人民政府的政策，联系自己的工作各方面加以检讨，阐明了职教社的优缺点，确定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最后通过《我们的方向》一文，公告社员和社会人士。文章中指出过去职教社工作的的改良主义路线，但基本仍符合人们的利益，方向是正确的，具体工作任务中明确了“技术教育与业余教育之中，深切当时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国情现实，更重文化教育，方可更好实现技术教育”。但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中国的职教作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没能确立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批判中已显露了左的思想倾向，在以后的职教社工作中过分地把教育等同于政治，把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对立，从本质上否定了职教。技术教育侧重于现代工业操作技能，一般理解为工业生产中的专业技能，是职教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职教则应是更为宽泛的技能和管理方面的教育，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更不应对立。

新中国建立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教育应该为经济和政治服务，但教育不能等同于政治，作为职业教育又不同于一般的高等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包括中级和高级职业教育，为各行各业培育蓝领人材，也可以培育白领，高级蓝领和高级白领人材，白、蓝、高、普人材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轻视职业教育，解决实际经营管理，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人材的严重短缺，对经济社会发展必将造成严重阻滞，中共现今对此有清醒认识，职业教育现在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以及成为各行各业的抢手人材就是有力见证，也历史地证明了黄炎培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是学习西方工业化国家先进经验，把职业教育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和先行实践者，足见黄炎培的远见卓识，令后人肃然起敬！

195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北京的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鼓励职教的同志“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黄炎培自反右、反右倾斗争运动及以后，已年逾八旬高龄，但仍力所能及地参加国家、民建、职教社的一系列活动，1965年已八十八岁的黄炎培在1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继续当选为副委员长，1月5日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大会闭幕式，继续当选为副主席，8月6日全国政协开会欢迎国外回归祖国的国民党政府前代总统李宗仁，周总理主持，彭真致词，黄炎培被邀参加。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因病医治无效，于上午4时40分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八岁，下午向遗体告别时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会员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和其他方面的领导人及生前友好多人。12月24日上午，首都各界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朱德委员长主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郭沫若等陪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致悼词。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一声春雷，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开始全面纠正中共党内的“左”的错误，邓小平作为中国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平反诏雪、拨乱反正，全面系统地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决定，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团结一致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1980年，中华职业教育总社和分支机构相继恢复或新建，1982年11月20日，胡厥文代理事长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求恢复职教社组织和工作，得到了热情支持和回复。随后胡耀邦还为职教社总社主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复刊题字“重放光彩”。

1987年9月，在北京举行黄炎培诞生110周年暨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70周年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会，在革命博物馆举行纪念展览。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题词“纪念为祖国解放和建设事业合作奋斗的战友”，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打电话向纪念会表示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会上讲话，高度评价黄炎培为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教育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他说：“黄炎培的一生，紧紧跟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不断前进。他为国为民，追求真理的崇高思想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他从一个科举出身的举人成为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献身于祖国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他救国救民的夙愿。黄炎培所走过的光辉道路，使我们受到宝贵的教益。他的高尚思想和革命情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

 

参考资料：

1.《黄炎培》尚丁著  群言出版社 2012年10月第一版

2.《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责任主编金澜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0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