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3年1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最初对于民建领导人的认识是基于一张珍贵的邮票----1993年版《爱国民主人士》纪念邮票中的黄炎培的肖像。邮票设计者采用横式票幅，正面角度，突出刻画了黄炎培先生的头部形象：那微笑的嘴唇，那慈祥的双目，生动地展现了黄任老和蔼的性格特征，平易亲切，呼之欲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量。加入民建后在了解会史时看过有关黄任老的一些文字介绍，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后对他非常崇敬。而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的第一部以民主党派创始人为主旋律的25集电视连续剧《黄炎培》更使我详细系统地了解了黄任老作为教育家、中国工商界领袖、民盟民建缔造者和开国副总理的政治家的三个方面的历史功绩，对他的敬仰之情更是油然而生，在黄任老身上我们看到了他那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与中共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关系，这种精神不仅让人感动，同时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于教育家，电视剧中重点写了，毛主席对黄炎培先生说，你是徐特立先生的老师，徐特立又是我的老师，所以你是我老师的老师，你是我的师爷。确实，黄任老一辈子兴学办教，桃李满天下，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徐特立、夏坚白、董纯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中共领导人张闻天，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甚至越南开国领袖胡志明，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都是其旗下门生。电视剧中把他教育家的身份写得比较充分，写了他办川沙小学堂、办浦东中学、办职业教育，他不领工资甚至中午自己带着饭去学校，连工作餐都不吃，他这方面的精神风貌完全表现出来了。其实，黄炎培先生也参与办了很多大学，先后不同层次上参与办了暨南大学、东南大学、东吴大学、河海工程学院、上海商科大学、南京高师、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尤其他于1917年5月6日联合蔡元培、张謇等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更是拉开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帷幕。时值今日，中华职教社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华职教社的工作无不给予关怀与重视。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希望你们保持中华职教社‘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社会团体特色，发挥其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独特优势，把温暖工程继续办好，使困难群众受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2005年10月，贾庆林主席指出：“温暖工程开辟了协助党和政府帮助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新途径，体现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2007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总理强调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继承黄任老的职业教育思想精髓，努力为做好新时期的职业教育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是他作为经济家的方面。早在1921年黄炎培先生就牵头召集许多实业家修建了上海到川沙长达35.35公里的上川铁路，极大促进了浦东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应该算是浦东开发的先驱。黄任老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很高，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真因为如此，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都想借助黄任老在工商界的影响，来赢得对自己的认可。蒋介石抗战时成立了战时公债募捐委员会，蒋做主席，让黄任老做秘书长，黄任老一直不肯做官，但是这个他领了，到国外去给抗战募捐，包括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而毛主席进北京第二天接见的第一个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先生。毛主席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任老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以及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主席向黄任老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毛主席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并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双清别墅谈话是黄、毛二人之间又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任老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

第三方面，黄炎培先生同时还是个政治家。但是他这个政治家很特殊，几十年他不肯从政，北洋政府也好，国民党也好，几次让他做官他都不做。从袁世凯开始，让他入阁他不入，北洋政府两次宣布他为政府教育总长他拒绝。他为什么不肯做官呢？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根在下面。当年黄炎培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他认为革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旗子一变，大量社会问题沉积在社会底层，他要从底层做起，一是教育救国，一是实业救国，真正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解决他们的愚昧、贫困问题。所以黄任老几十年致力于兴学办教。他也不同意激烈的变革，他一直主张社会应该稳步地积累和发展，所以他拒绝当官。但是在抗战之后发生了很多变化，他接触了很多共产党人，从1938年开始，跟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这些人建立联系，逐渐觉得在中国不搞政治是不行的，因为你不想卷入政治是不行的，抗战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他逐渐又走上了政坛。他建立了两个政党，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并且他都担任了第一任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总理两请黄炎培先生“出山”。面对共产党的诚意和盛情，这次黄任老没有再推辞，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复出做官，有违自己的清名，为此他解释说：“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电视剧中重点讲到至今还广为传颂的黄、毛二人在延安的那段对话。1945年，黄炎培先生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任老直言相答：“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调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任老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电视剧的播出，使我有了一个近距离了解民建主要发起人之一黄炎培先生的机会，并从中被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铮铮铁骨所折服。黄任老他倾其所能地兴办实业、兴办职业教育和为独立建国尽心尽力是因为他深深地热爱着他的祖国，他加入同盟会、组建民盟民建并开展政治活动是因为他渴望人民团结民主国家独立富强。他一生致力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振兴经济社会发展的事业，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作为民建会员，我们一定要学习黄任老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操；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真诚合作的坚定信念；学习他追求进步、与时俱进的高尚品格；学习他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灵活高尚的做事方法，以及广采世界先进文化所长为我所用的博大胸怀。

作为民建会员，我们一定更好地了解多党合作的光辉历史，更好地继承民建老一辈领导人与中共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扬和光大民建与中共长期合作形成的坚定信念和高尚风范；一定要以民建老一辈领导人为榜样，坚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在政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一致，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民建事业的发展，作出我们的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