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刘邦一统天下，叱咤风云的将领韩信功不可没。刘邦评价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拜他为大将后，韩信军事才能充分展现，平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遗憾的是他不懂得在形势发生转折的时候调整自己,未惕励勤勉,洞悉时势变化,寡断与自私的性格缺陷显现，最终没能逃脱兔死狗烹之结局，被处死于长乐宫钟室，且诛灭三族，死非其所，令人扼腕叹息。探究其悲剧成因可谓代不乏人。“鸟尽良弓势必藏，千秋青史费评章。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王。”《史记》记载韩信的罪名是谋反，但这谋反又谋得似乎有些奇怪。

且看天下纷争之际，韩信手握重兵，有许多良机称帝，他都没有谋反；天下既定，兵权被消，毫无成功机会，却谋反了，这不按套路出牌，也不合常理啊，站在韩信的角度，似乎更不可能。难道当时韩信脑子真进了水吗？纵观当时时事格局，我认为固然有封建帝王为巩固政权消除隐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韩信的性格所使然吧。

韩信既有知恩图报的善良,也有睚眦必报的狭隘;既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才略,也有居功自傲、利令智昏的市井之气。这种英雄才气与市井之气的二律背反是其人格的突出特点,也是构成其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能屈能伸却矜才自傲；善于谋划布阵却无政治谋略，不识时变；雄武有余却居功自傲；拙于交际、盲目自信却不善保身。

他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幼稚得很。韩信能从布衣升到当官，本来应该知足，他却过于张扬自我，不注意收敛，功高自居，目空一切。刘邦问韩信自己能带多少将士，韩信说只能十万，刘邦问韩信能带多少，他说自己多多益善，后来问为什么会被刘邦擒，韩信说刘邦没有能力带兵，只能带将！这不是炫耀是什么，他认为刘邦不如自己，还这么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说刘邦那时已经是皇帝了，就算只是一个地位比他稍高点的人也无法忍受啊，所以说韩信太过自信。也许他是说了大实话，可在以家为天下的封建帝王时代，这种臣将无疑犯了君主的大忌。尽管刘邦算是个明君，不会勃然大怒地立刻杀了他，但是位于最高点的皇帝心里难免不痛快，长此以往韩信在皇帝心里就是个不愉快的存在，而臣子的仕途性命往往依赖于皇帝的恩宠，所以难怪韩信后来和刘邦疏远了。再加上楚汉之争时，刘邦这边焦急等待韩信的救援，而韩信却要求封王，惹得刘邦几乎大骂出口，也会让刘邦觉得韩信是个危险的存在，并非出于忠诚而追随自己，而是需要自己主动拉拢，甚至讨好。想想看，皇帝怎么能容忍这样一个时时凌驾自己之上，毫不恭顺并且有可能反噬的臣子呢？自然要尽快除去了。对于登基后的刘邦，连张良都要称病以避锋芒，大大咧咧的韩信怎么可能不触到逆鳞呢？

因而后来吕后谎称高帝平叛凯旋，要求群臣前往朝贺，韩信本打算借口有病推脱，因为听信了使者“萧丞相也去”的谎言，最终有去无回，被吕后斩于未央宫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恃才傲物，不知收敛，韩信最终导致杀身之祸！如果当时韩信洞悉事情已经发生转折,坚持“英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情操,就不会身死人手,至少可与刘邦分庭抗礼,历史恐怕可能会改写。 与高明的政治家玩政治，韩信无异于自寻死路。 韩信失误在居功自傲，容易翘尾巴，关键时刻给领导讲条件。既然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本领，就不要轻易要挟领导，做个忠实臣子，不失封王封侯，乐得逍遥自在。问题是，世人都羡慕留恋风光的时候，没人愿意为失败的教训买单。

首先，韩信在刘邦困难时动不动就拿刘邦一把，不懂得深入水底潜伏起来。作为非刘邦的嫡系，他异常任性，贪得无厌，一再向刘邦开价。试问，有哪一个领导人会喜欢这样的人？其次，韩信这个人有与其杰出军事才能不相合的性格。他在处理与刘邦的关系中，瞻前顾后，胡思乱想，既相报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又难耐利益的诱惑，左右取舍不定。刘邦统一天下之后，他被改封为楚王，这其实也是一种贬职。那时楚地远不如齐地好。再次，他做了楚王后，还是不能深刻反省自己，竟做那些让刘邦猜疑的事。当了淮阴候，仍然不改狂妄自大之本性，自怨自艾，又与其他大臣不合群，常与陈希等失意之人相互来住…韩信这个人在军事上是个天才，但个人性格上他也算不上一个坦荡的正人君子，在政治上他更是无知。言语上的锋芒毕露，性格上的优柔寡断，行为上的不知收敛，政治上的严重失误，加以“贪”、“骄”相循，功高盖主，最终导致杀身灭族之祸。正如司马迁说的：“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