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表作品时常使用笔名，并不是附庸风雅。

儿时在蚌埠一实小读小学时，几门功课，作文是我较为喜爱的课目。12岁那年，1965年我在蚌埠二中考场参加升学考试，作文题为《早晨》。考场极其安静，只闻窗外的树上知了鸣叫不停，我连个顿也没打，提笔便先将早晨的美丽景色描绘一番，然后，写在这个早晨，工人叔叔在干什么，农民伯伯在干什么，解放军叔叔在干什么，学生在干什么，洋洋洒洒一大篇，结尾来一句抒情：祖国的早晨朝气蓬勃。尽管现在看来免不了俗气，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已经蛮不错了。我估计是得了高分，不然，蚌埠六中的中学语文老师周荣霞何以第一节课将此文讲评一番。

初中读了一年，闹了三年革命。1968年老三届连锅端，我插队来到淮北农村，修了两年地球，1970年抽调回城，分配到蚌埠染织厂成品车间，1971年转入蚌埠印染厂。1976年，我开始尝试文学创作，达到了入迷的境地，常常避开父母兄弟，独自在防震棚内通宵达旦地爬格子，干咳不已，可谓呕心沥血。直到有一天，我将病入膏肓的自己，送进了南岗四路西南边的蚌埠传染病医院肺科，急性粟栗性结核，主治医生虎着面孔，严肃地要求并叮嘱住我：绝对卧床休息！他特别强调了“绝对”两字，住院治疗了半年，把父母兄弟惊出一身冷汗。

在蚌埠传染病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一日，突然邂逅蚌埠一实小（五一）班的同班同学瞿明之，他和我一样，都身穿病号服，攀谈得知，他是因肝炎而住进传染病医院肝科的，两个老同学从1965年分手，10多年重逢，于是，就站在病房外，露天聊了许久，我们虽不同病，却也惺惺相惜，互相鼓励对方，战胜病魔。不过，没多久便传来瞿明之同学不幸离世的消息，瞿明之同学的英年早逝，令我很为之惋惜。

从传染病医院出院后，我成了半条命，可我不思悔改，依旧夜间笔耕不辍，大凡写出自以为陶醉的稿件，便免费寄出去，忐忑不安地等待回音。那时，文学稿件的投稿是免费的，再后来，各编辑部通知投稿者，无力承担邮资，我只有贴张八分钱的邮票把稿件寄出去。不过，一篇篇稿件却像自已家喂熟放飞的鸽子，飞出去，又飞回来。然而，刊物编辑的回信和修改意见让我痴迷，这才一条道走了下去。

1977年后，全国刊物纷纷复刊，掀起一股创作热潮。当初，伤痕文学繁荣一时，呈现出七色的彩虹。我分别在蚌埠市图书馆、工人俱乐部的阅览室办了借书证、阅览证，博览群书，再后来，我每年用微薄工资的一大半，开后门买名著、自费排队订阅众多的文学杂志。买名著、订文学杂志当时需要开后门，犹如天方夜谭，这对现在的青年而言，是不可理喻的。

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我考上蚌埠职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时，文学青年众多，崇拜作家成为时尚，青年们一窝蜂，犹如追星族，不约而同地挤上文学创作的独木桥，并用当时最时髦的一句话“大狗叫、小狗也要叫”来自我解嘲。我和几位文学青年自办了班级间交流的油印文学小刊《风帆》，在发刊词中，我踌躇满志地写道“扬起来了呵/风帆/今天/你终于斗胆/驶出了避风的港湾……”

那时，写作异常艰辛，稿件变成铅字，实在是一种无穷的乐趣。而为了这一乐趣，我却经历了漫长的炼狱般的六年，还差点搭上一条命。1982年，我的小说才得以发表，署名用的是真名。

1985年，就要大学毕业的那年，我创作的电视剧《生活不会欺骗你》开拍，封镜之际，某报纸发新闻稿时，欲发一篇拍摄散记，导演让我执笔。我想，总不能自己吹捧自己吧，于是，才想到使用笔名。笔名总要有点意思，于是，和电视剧有关，想到了“视野”。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创作的四百多万字的文学稿件中，署笔名的占了极大的比例。

笔名似乎更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其实，我是时常用笔名来鞭策自己。

文学是人学。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和源泉，积累生活，必须开阔视野。作家应该是杂家，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什么都应该涉及，却不一定要精。于是，我便有意识地和各类各色的人交往，从党和国家政府要员到平民百姓，力求写出他们的不同个性。1988年，我受命主办《蚌埠纺印报》。墨香文趣，我没有忘记《风帆》，仍旧将它辟为副刊，兼组稿、划版样、校对、发行于一身，业余编辑忙得不亦乐乎。可毕竟《风帆》办得红红火火，从版式到内容，颇有点“专业”气派，参加全国企业报评比，竟然意外地得了个全国三等奖。虽说累得够呛，却也风光无限，飞北京、走西安、跑深圳、跨海南，开会，领奖，办报的几年中，我得以开阔“视野”，周游“列国”。

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结识了蚌埠市政协委员张家宁先生，得知了一条重要的创作线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助手，寿县籍的淮上军总司令、中华革命党安徽支部长张汇滔将军的传奇故事。

白天上班，晚上爬格。

我想写出近一个世纪前的那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和几乎被淡忘了的那个江淮英雄的群体。那时，改革的浪潮早已将文学创作的队列冲得七零八落，但我还是潜下心来，耐住寂寞，一如故我，昏天黑地地干了起来，60万字的长篇小说《张汇滔烈士传》、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国魂不死》，几易其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于是，我想到了“换笔”。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集资买房、女儿上学已拉下了不小的窟窿，加之单位几年不景气，手头不济，追求这样的“高消费”，实在极不相称。但，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书写工具，写写改改，几百万字，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完稿，简直白日作梦。于是，一份借据，我又背上了近万元的电脑债。

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更需要开阔视野，不然如何下笔？

历史人物传记，时间、地点、人物来不得虚假。为了丰富创作素材，我多次走访张汇滔将军的后裔，到与事件、人物有关的地方实地考察，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先后到北京中国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安徽图书馆、安徽档案馆、安庆市档案局、安庆图书馆、湖北档案馆、湖北图书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广东档案馆、中山图书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徽寿县县志办等处查阅民国时期的书刊及珍贵的档案资料，追寻烈士早年革命时期的踪迹和身影，历经了十多年的千辛万苦，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寿县涧沟集，穷乡僻壤，为了采访，我住过5元钱一天的集镇招待所，和陪同的乡镇秘书涉泥而奔，骑自行车前往烈士故乡，乡镇秘书技生，带不好人，我便自告奋勇，带着乡秘书顶风蹬车；安庆南庄岭，我在烈士陵墓旧址遍地狼籍的断碑残碣间久久徘徊；安庆档案馆，我花费65元，只复印了几张纸片；为节约时间和费用，顿顿吃方便面，四天“粒米”未沾，直到买过返程票后囊空如洗，回到蚌埠家中捧起饭碗，一阵风卷残云，妻女见状皆诧：怎么像个饿狼？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每次于开馆前等候在门前，在成堆发黄变脆浩如烟海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的档案卷宗里苦苦寻觅；上海张汇滔与陈独秀的故居相隔咫尺，我顿生无限感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是闪烁于本世纪上空两颗发光的星辰。

《张汇滔传》、《淮上军》等著出版后，一位女同学阅读后问我：奇怪，你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如何写出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宋美龄？我回答了四个字：开阔视野。

                                                                                                            作者系民建蚌埠市委原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