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五十年前乡村插队生活的片断，泪水和汗水交融，连缀起的，是一串难忘的苦涩记忆。然而，苦难和磨砺则是一种财富，会让人受益终身。

                                                                                                                                     ——题记

想想幼稚好笑。把一床薄薄的棉被对折相叠，压成豆腐块状，用绳子“井”字型捆扎，打起四四方方的背包，再插上一双鞋子，甩过头顶，背在身后，然后，自得其乐，单身在居住的大杂院的院落内走来走去，气派潇洒，踌躇满志，一如远征之士。这架式，五十年前，我15岁的时候，在奔赴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之前，独自在家暗暗地反反复复演练过无数遍，这才勉强地将背包打成了电影里常见到的那种“好看”的模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令全国为之沸腾。

那时，这条主席语录，几乎人人会背，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

1968年全国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一刀切，全部前往农村。此后十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如此庞大的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安家落户。

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现象，规模宏大，前无古人，估计也是后无来者。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户人家不和“知青”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苍海一粟。我属老三届，蚌埠六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和那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几百万闹过三年“革命”的红卫兵们一样，命运使之然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赶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成了全国当年首批260万“老插”中的一员。

1968年冬天，我15岁，脚穿33码的鞋子。似乎由于营养不良，我属晚长，体检登记表上真实地记录着：身高1米33，时年不满16周岁，尚未达到政策规定的年龄标准。年龄不够，我是私下里背着父母家人，自己偷偷摸摸地拿着黄皮硬壳子的户口本，雄纠纠气昂昂独自去派出所迁的户口。

我去迁户口那天，中区青年街道派出所的户籍员见了我，竟面露惊讶之色，结结巴巴地问道：“迁户口，你，你这是为谁迁户口？啊。”

“我为我！”我挺胸凸腹，很自豪。

我瞧见，户籍员埋下头去，似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便打开抽屉，默默地填写户口迁移证明。

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当时最光荣最时髦的口号，其实，不仅仅只是口号，行动上也不拉稀，老人家最高指示的感召力，如今是感觉不到了，可在当时，几乎所有刚刚摘下“红卫兵”袖章的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们，无不为之激动过，为之热血沸腾过。

这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

手续办结，迁过户口和粮油关系，青年街道派出所的户籍员便将几张花花绿绿的票证卷在一纸迁移证中，隔桌递给我，并好心地轻声叮嘱道：“别拿丢了！”

我展开一看，其中，香烟盒般大小打印的两张票证上面，赫然盖着几枚红通通的大印。在那个“革命”的年代，物质奇缺，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只是印在教科书的白纸里，只能翻阅，或者挂在人们的两片薄薄的嘴皮上和耳朵边，不过说说，听听而已。幸福似乎离我们很近，唾手可得，又离我们很远，远得遥不可及。

这只是一个太虚幻境的空中楼阁，虚无飘渺的水中之月。

画饼充饥似的教育，掩盖不了国运困厄，国力脆弱的实情。我记得很清楚，一张票证，在淮河路手工业管理局楼下的知青供应点的小窗口，可凭票购买一双黑色的胶底劳保鞋，另有一张票证则代替布票使用，买了一丈四尺窄窄的暗红色的细条格子的再生老粗布，两幅拼接，可做一床小被里子。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母亲得知我私下里自己迁了户口，生米做成了熟饭，背地里流了几次泪，可终究拗不过痴情难改青春萌动的我，只得为我准备了极其简单的行装，就用那一丈四尺老粗布拼接，套了一床四斤重的薄棉被，这，便是我15岁那年离家插队之时的全副家当。

                                                                                                                作者系民建蚌埠市委原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