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龚自珍曾深有感触地写下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翁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改革开放正是这样一声天翁抖擞的风雷，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改革开放，一开始可谓举步维艰。但中央大刀阔斧，许多措施，不但力度非凡，而且落实得干净利索。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煤票、肉票、豆腐票、副食品票、鸡蛋票等五花八门的票证早已不见踪影，农业税蠲免了，农民种地卖粮都能享受政府补贴，大批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所有的城镇至少比以前扩大了一倍，一线城市，沿海城市，恐怕扩大了十倍还不止。沿海的发展，西部的开发，中部的崛起，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高等学校的扩建、升级与扩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军队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带一路等等，无不开展得如火如荼。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终于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在从粗放迈向高端。例如，我国自主研制的航空母舰正在进行海试，高速列车有望实现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七纳米芯片已经问世并即将量产，一箭多星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量子通讯正在快速发展，我国的文学家、科学家开始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等等。

国家的大事很多，如果让我来叙说，肯定会挂一漏万。即使能大致说全，也难以理出端绪。因此，我只想说说发生在身边的一件现在看上去不太起眼的小事——出国留学及其他。

我国改革开放后掀起的出国与出国留学热潮，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此前，我国曾出现过两次出国留学热潮。第一次发生在佛经翻译时期，从事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的和尚们克服艰难险阻，去西天即五印度取经。从晋代开始，到唐代和宋代掀起了高潮。但在佛经翻译鼎盛时期的600年间，加起来也才几百人。

第二次发生在洋务运动期间。近代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掠夺中国，凌辱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曾认为，我国之所以不敌西方列强，主要在于他们拥有先进技术，因而船坚炮利。我们应“师夷强技以制夷”，但仍应“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为实现这一主张，他们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技术学习军事。但这次留学生的总规模不大，有人认为不超过200人。这个数字可能不太准确，也没有将留学日本的包括在内。但留学英美法加上留学日本的，估计不太可能超过一万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期间，出国基本上是政府官员、外交官员、外贸官员的事，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事，国家除了向前苏联派遣少量的身份特殊的留学生之外，很少派遣留学生。我曾经读到过一则消息说，著名物理学家黄昆收到了一份国外来信，邀请他参加国际会议。他将这件事给领导汇报了，许多领导都决定不下来，最后政治局召开会议，经过讨论才同意他出国。这可能是1978年以前的事，也可能就发生在1978年。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就出国留学发表谈话指出，他赞成增大留学生的数量，主要选派自然科学方面的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要只派十个八个。要改变留学管理制度，教育部要成立专门的管理班子，等等。他的讲话解放了国人的思想，掀起了我国第三次出国留学高潮。然而，思想解放要有一个过程，起步仍然是缓慢的。举个例子，可能会从侧面说明问题。

1980年下半年，教育部在青岛海洋学院举办安徽山东两省高校英语教师培训班，日本的Time-Life公司派遣两名美籍教师担任培训工作。一天，我和两名美籍教师去逛街，逛着逛着，隐隐约约地觉得身后不远处有一群小男孩，正一二一地跟在我们后面正步走。我很好奇，不经意地朝后看了一眼。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便衣了，慌忙“哗”的一声四散奔跑，就像是被警察追赶的小偷一样。他们为什么跟在我们身后呢？因为两位教师是外国人，可能当时是青岛街上唯一的两个外国人，故而很好奇。要是放在现在，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四十年来，出国留学的发展变迁到底怎么样？我手里没有这方面的数字，上网一查，发现北京有一家报纸于2008年4月22日举办了一场纪念邓小平扩大出国留学讲话30年的活动，记者对这次活动进行了综合报道，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节点”“四个数字”。

第一个节点是邓小平于1978年6月23日发表了上述关于扩大选送留学生的谈话。第二个节点是中央于1992年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促进了留学工作的发展。第三个节点是教育部等三部委出台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为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定了位。第四个节点是2001年北京成立了出国服务行业协会，使自费出国及相关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个数字分别是，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121.17万人次，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1.97万人；留学生的派出规模在不断扩大，从原来的每年3,000人、5,000人增加到2007年的10,000人；从2007年到2012年，每年派遣5,000人同国外高校联合培养；自费出国留学的比例逐年增加，2002年已经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90%。

我身边发生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安徽理工大学及外国语学院，出国留学的人很多，几乎达到了在职教师的1/3，教工子女及安理大所在地淮南市公务员的子女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外留学或定居，还有一部分老教师、老干部，退休后也在国外定居，包括程乃栋教授夫妇、阎喜存副教授夫妇，市委、市政府、市委统战部、市人大、市政协的部分老同志。

我老伴的父亲有三个侄子，老大在西安当工人，其余两个在河南农村。我上次到北京之前，老伴告诉我，河南那两家的孩子都到伊拉克搞劳务输出去了；上次暑假回家，老伴告诉我，她西安大哥夫妇到新西兰定居去了。我老家有个堂哥，他孙女婿是中石油的，长年累月在国外上班。

我自己也有幸于1984年11月至1987年元月被公派到新西兰做访问学者，攻读了硕士学位。回来的时候一位老教师对我学成回国表示祝贺说，“这下你的口语比以前可能要溜多了。”我说：“可能有所进步。”他那么说，我又能说什么呢？其实，出国留学使我获得了全面发展。

首先当然是业务。我利用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攻读了硕士学位。攻读学位期间，第一年主要做bridging course(过渡课程），系统地攻读了他们本国人语言学专业本科三年所读的主要课程，同时还选修了部分文学和文体学课程。第二年，读完了研究生课程、考试合格之后，完成了两篇论文。我深深感到，研究生与本科生不可同日而语。这次攻读硕士学位，为回国后的教学科研工作、为完成300多万字的著述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可惜没有听导师的劝告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

其次，留学使我了解了，什么是大学，什么是西方国家。新西兰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位于大洋洲的西方英语国家，面积和日本、英国差不多，景色优美，环境宜人，不热不冷，是生活和养老的天府之国。出国之前，我连这个国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在那儿留学的时候，人口大概为300万。就这么个小国，却有七所万人大学，所有学科都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有几个学科在世界上富有声望。我所在的坎特伯雷大学，有一名德高望重的校长和一名副校长，由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校长主要负责对外联系，为学校争取经费。学校最重要的两个处级单位，一个是教务处，一个是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很少，一个单位也就八九十来个，许多工作都由研究生来做，让他们勤工俭学。

图书馆很大，共14层楼。一楼是停车场和公共服务区，设有商店、邮局、银行。二楼是图书馆的办公区，主要工作是图书采编。真正的图书管理员没几个，但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学生和教师如果有问题向他们请教，一般是问不倒的。图书借阅相当方便。借书时，你自己到书架上去找，借多少本都可以，没有数量限制。图书馆还设有一个inter-loan（互借）柜台，研究生和老师如果要借书，只需到那儿填张表，新西兰国内所有图书馆的书、和坎大图书馆有馆际联系的其他国家的图书馆的书，可以随意借阅，而且全是免费的。老师指导研究生，应该说，是很轻松的。学生自己看书，学生看什么书，老师也看什么书，用这种方法跟踪学生的研究路径，以免到时候看不懂学生的论文，尤其是国际生的论文。这样培养起来的学生，主动性很强，都富有个性。

我所在的坎特伯雷大学英语系，300多名学生，18位教师，一位本科，教授，是研究乔叟的专家；两位硕士，一位研究新西兰语言文学和社会语言学，另一位研究文体学，其余十五位都具有博士学位。这十五位博士都不是新西兰人，都是英美人或欧洲人，都是从英美高校毕业的。

英语系有系主任一人，兼一半课，两个秘书。一位是学校为系主任雇佣的私人秘书，一位为系办公室秘书，处理收发、打字和其他杂务。他们是英语系的全部行政人员。

我回国之前，曾约谈过系主任。他说，他的年薪为7.7万，新西兰总理的年薪为11万。他们的年薪具有可比性，因为他们都是吃自家饭、开自家车、住自家房，总理有公务活动，教师有学术休假。

两年多的留学生活，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某些西方的价值观、信仰和道德标准。例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国家领导人无限崇拜，受到毛主席检阅之前几乎彻夜无眠，检阅之际激动得热泪盈眶，检阅之后感到无比的幸福。我们在新西兰期间，胡耀邦同志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访问新西兰。在他访问之前，我曾受大使馆委托，对新西兰的工会情况进行了调研；他抵达新西兰的头一天，专机机长曾驾机从澳大利亚飞往新西兰以熟悉飞行路线，大使馆指示我和王占梅先生接待。就这样，胡耀邦同志到来之前，我们仍感到很激动。迎接胡耀邦同志的那一天，大使馆派车将我们送到机场附近，让我们步入机场。这时我们看到新西兰总理朗格先生自己驾车来了。下了车后，也步行进入机场。周边的农民正在地里劳动。他们看到了总理先生，就像看到陌生的路人一样，没有一个激动地跑上前去和他握手、照相。

有一次看电视，正好看到朗格先生和新西兰全国总工会主席万斯先生在电视上讲话。他们两在不同的地方讲话，画面不同，但都在攻击对方。万斯先生说朗格是新西兰最年轻也是最无赖的总理。朗格先生则说，总工会的作用就是制造矛盾、解决矛盾、从中渔利。朗格先生是工党领袖，而万斯先生是工党党员。新西兰的另外一个党是国民党(the National Party)。

新西兰的税收制度比较严密，一般到工厂、公司乃至作坊去打工，到学校去从事教学工作，人家付费时都要代扣所得税。只有到私人家里干零活如为庭院割草，为房顶打扫落叶，铲除院内的土堆等不扣税。每年都有一次退税。到时候会让你填几张表，将你所负担的家人及其收入填上。如果这些人的平均收入不超过贫困线，他们包括你自己都看成是你的生活负担，就给你退税，退到你和他们的收入能达到贫困线为止。如果你交的税不敷此用，就补到贫困线。

有一次，我们的一位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生病住院了，住院前给我打电话，我正好外出了，别的同学接的。我回来之后，他告诉我了。我立即赶到超市买了点香蕉和其他水果，赶到医院去看他。我骑着自行车去了。一进门，很怀疑那幢楼是不是医院。我又走出来，回到门口仔细地看了几遍，的确是坎特柏雷市立医院。为什么怀疑呢？因为看不到一点脏乱差，看不到过道里加了许多病床，看不到横七竖八地躺者许多病人。 

我碰到了一位护士，向她打听我同学住的病房。一进病房，更是傻眼了。他一个人住一间病房，有25-6平米，中间有帘子隔着。他躺在那儿，一见我进来了，慌忙坐起来。我把水果放到旁边的桌子上。问他，还需要多少钱。他说：“你带水果来干什么？这儿什么都不要。一进医院，吃喝全包了。每餐吃完饭之后，护士就将水果送来了。公立医院是免费的，一分钱不用花。”那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我们到新西兰正好一年多一点。按照当时新西兰的政策，凡在新居住满一年的外国公民，享受新西兰公民待遇，即免费医疗。

我在新做了一年过渡课程之后，便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新西兰做访问学者是免费的，读研要交学费，当时一年1000新元，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我们是公派留学的，国家按当地贫困线的标准为我们提供生活费，一个月1000多新元，第二年又增加了不少。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在胡耀邦访问新西兰期间，曾帮助大使馆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我和王占梅先生。因此，大使馆替我们这些留学生，包括另外几名没有机会帮忙的同学，交了读研所需的学费。

当时的新西兰还不能说是个多文化国家，主要居民是白人和毛利人。从历史上看，白人有不少来自英国，有的来自英格兰，有的来自苏格兰和威尔士，从口音还可以区分开来，他们是最早的白人居民。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也有，还有少量的日本人、台湾人、香港人、越南人、韩国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伊朗人和周边的岛国人。这些人，无论是公民还是留学生，都是平等的，没有谁享受特殊政策。

第三，留学使我更进一步懂得了如何做人。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儿仅举几例。我们多数时间住在留学生公寓。公寓旁边有一条小河，河里野鸭很多。如果你到河边去看看，野鸭蛋也不少。我们吃面包的时候，有的野鸭就围上来。你可以用手喂它吃面包。但新西兰有规定，这些野鸭是不能打的，野鸭蛋也不能拾。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公告或布告，只是听大家这么说。但这条规定非常有效，能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如果在国内，喂面包的时候，可能会有人人不知鬼不觉地随手捞一只回家，也可能会有人乘别人不注意，到河里拾几个鸭蛋。可到了那儿，进了那个大熔炉(melting pot)，没有半个人那么干。

我们住在留学生公寓，一个人住一间房，厨房和卫生间是公共的，厨房里的电冰箱和走廊里的洗衣机、厅里的电视机也都是公共的，电话也是公共的。如果要打长途，自己告诉接线员你是谁，打完之后，她会告诉你要交多少钱。大家使用这些公共设施，都很爱护，如果不小心弄脏了，会把它擦洗干净，弄坏了自己会去告诉公寓管理员，让他给修一下。另外，有个留学生的手里有一把万能钥匙。谁的钥匙如果不小心丢到房间里了，找到他，他会替你把门打开。他是伊朗人，从不用这把钥匙去干其他事。

新西兰有个新中友好协会，总部在北岛，南岛有个分会。北岛的负责人是从国内过去的，原来是中共党员。南岛的负责人是坎特伯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父亲是传教士，曾在重庆传教，他出生在重庆，会讲几句四川话，普通话基本不会。他很爱中国，把中国当做他的第二故乡。他那个新中友协，主要由已退休的知识分子和中老年人组成，包括少量年纪还轻的专职太太。周末，他经常组织我们和新中友协的女士们先生们一道到郊外聚餐，一般都有一二十辆车，一辆车带上一个留学生，玩上一上午，中午聚餐。食品和餐桌、用餐的盘子、刀叉、筷子、勺子、餐巾纸、餐后的水果等，都是新中友协成员从家中带来的，吃的是自助餐。有时还带我们到中国人开办的餐馆，吃上一顿可口的中餐或带我们到新中友协成员家中聚餐。

在首都惠灵顿的时候，课程结束了，老师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给我们留下了他家的地址。我们以为他家就住在街上，其实住在离主街一二十里的郊区，那儿环境优美，真是人间仙境。一开始，我们一边问路，一边走，走着走着，人烟渐渐稀少，岔路却渐渐多起来。正在着急的时候，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户人家，便前去敲门问路。一听有人敲门，从屋里走出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面皮白皙，身段苗条，步履婀娜。她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到哪儿应左拐弯，到哪儿应右拐弯，到哪儿应走个S形，遇到第一条岔路走哪边，遇到第二条岔路走哪边。她越讲越详细，我们却越听越糊涂。看到我们犯难，她便说，这样吧，我送你们去。她从车库里把车开出来，让我们四个人上了车，把我们送到了老师家的门口。我们在新西兰两年多，这样的事情经常遇到。

    第四，留学使我了解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留学使我们更加理解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创建新的生产关系。工业革命打破了几乎所有国家的闭关锁国的大门，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是使用枪炮过关斩将的，是用殖民和掠夺的方式促进闭关锁国的国家的生产力变革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生产、金融、贸易和服务全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适逢其时。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大国地位逐步确立，现在已经开始思考我国应在地球村扮演什么角色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别人的封锁，加上自己的封闭，有可能仍游离于全球化的局外。

    我的简要的留学经历及体会从一个侧面表明，改革开放不但改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避免了类似于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式的雪崩，改善了生产关系，释放了生产力的活力，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科技、教育、文化等众多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使国家回归到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人的思想，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在改革开放中冲锋陷阵的人才，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在改革开放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人才，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后继人才，为深入持久的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