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老会员、国开行安徽分行退休干部冯文明同志，尽管已年近耄耋，但多年来，不仅热心会务工作，积极参与组织会内活动，同时，笔耕不辍，每月都有许多文字在各种媒体发表，这里收录其近年来撰写的、对人生一些事情的思考和探讨文章，或旁引博证、或娓娓道来，读来或引人深思，或给人以知识，启发人思考。——编者

谋事处世学《正经》  家国人生皆随心（续二）

《正经》著于清代，继承了具有当政者必读的《资治通鉴》的思想文化精髓，内容和价值地位与《反经》相得益彰，共三十卷，涉及从政谋略的方方面面，从为人处世多个角度作出了十分有益的提示。本篇试图就原著“政术十一”至“妙判十五”进行概述，并按已发表的顺序顺延，以求形成整体。原作者宋宗元已于首篇中作了简介，本篇引用的参考资料与前述各篇相同，在首篇中已经列示，不再重复。

十一、政术

政术之意是治国理政的诀巧和技术，仅凭善良、赤胆、忠心是远远不够的，既有胆有识，又有相当客观、完善、得当的思想方法和处事手段，抛弃治理国家、地方、单位、部门的诀巧、技巧、方法、手段，凡事皆取同一模式，不问时点、地点、管辖范围的实情、周边社会环境等等动态变化的现实和综合情况，生吞活剥、照本宣科、死搬硬套治律、制度、规定，效果一定不佳。处置良莠之事的结果应该是能够实现弘扬正气、心服口服，推动治国理政和一方的政通人和。

原文：政有术乎？曰：有？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苟有术，苟有政？术者何有？心术以端为本，有学术以拓其用，夫然手因时因地因人而载之，推而行之，庶有济乎？不然，祖宗之法，胥吏能言，乌在其为南面临之者哉？因抚曩轨，凡有关治要者著下篇。

译文：治国理政有方法吗？答说：有！只有善心是不足以治国理政的，只有法规同样不可能自然推行。如没有办事方法，从何谈起政事一说呢？而治国理政的方法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用合理的思想方法和心计谋略来端正治国理政的根本基础，用专业的、系统的学问来拓展使用，然后又能根据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手段斟酌取舍，再行推广实行，通常是能够获得成功的。不然，祖宗流传沿用的法规，办理文书职责的小官小吏都能够头头是道地说出治国理政的法律规定和处置方法最终拍板定笃，又何必要有皇帝和大臣呢？为此，从以往的历史记载中，摘取一些有关治国理政的主要议论，定于下文。

德才兼备，德艺双馨，是古今中外的用人之道，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善德是选人用人的共性，有理想、有抱负、遵法守规、从善如流是立身于世、谋事处世的基本要求，然而还必须具有智、谋、勇、略的功底。时代变迁，社会演绎，又必须根据社会所处时代特点、事件背景、涉事地点、相关人物的不同，问题事件的过程等具体情况，通透了解，至理分析，合法合规合理的判断而后拿出决断的办法，如此条理清晰，处置事件、问题，治国理政的方略和实施办法，大体就不会有大的偏差失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断进取，治理理政的成就有目共睹、自不待言！

原文：昔赵简子使董安于为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告以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 曰“忠于王”。曰“安信乎？” 曰“信于令？” 曰：“安敢乎？” 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乎！” 曰：“足”。

译文：春秋末年，赵简子委任董安于到晋阳去任官职。董安于向蹇老请教从政之事，蹇老告诉他，要做到忠、信、敢。董安于问“我做到忠吗？”蹇老答：“你忠于你的上级主子。” 董安于又问“我做到信了吗？”蹇老答：“你对上级政令执行是笃守诚信的。”董安于再问：“我做到了敢吗？”蹇老答：“你敢于不赞同别人的言与行。”董安于最后问：“做到了这三个方面，具备做官足够的条件了吗？”蹇老回答：“足够了”。

忠、信、敢是为官、为民所有人应有的高尚品格。忠，乃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忠诚于前辈一切功绩和思想理论成就；信乃是在从职做人的实践中，应该笃守信用、诚实践行、循规道矩，原汁原味地执行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敢乃是能够对上级、同事、族人、朋友的言和行表达自己不同的见解，“敢于不善人”，其实此处的“不善”之意是敢说敢为敢于担责的意思，并非不能善待他人之意，可谓此处不善胜大善，是对一切人的大爱大德大善，“敢于不善人”是需要勇气、胆略和知识才干的，平庸之人可以做到依样画葫芦地忠和信，如若缺少了“敢于不善人”的功底和品德，为人为官在总体上将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跛子。“敢于不善人”就是敢于得罪人，对上位之人在是非清晰之时，敢于犯上，与忠上是一致的。忠、信、敢也是现实社会中选拔干部、待人处事的三个根本原则，而且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辩证统一、融为一体的要素，从党中央、中央政府、各级官员、公职人员到平民百姓谋事处世共同的标准。

原文：宋欧阳文忠公，为政宽简，而事不驰废，或问其术，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驰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者，所谓简者不为繁碎者。”公又尝曰：“凡治人者不问吏才能否，设如施何，但民称便即是良吏。”

译文：北宋时的欧阳修，称他为文忠公，治国理政风格既宽容又简略，该办的公事，从不松驰拖延弃废置之而不办。有人问他治国理政的术法，他答说：“（在治国理政时，如若）以放纵不管不问认为是宽容，以废弃不理当作简略，其结果只能是拖延公事，致使弃置而无人问津，百姓平民就会受到弊害。我所说的宽容，是指不必苛刻繁琐而猛急，我所讲的简要，是指不要过分杂繁琐碎。”欧阳修还曾经说过：“凡是治国理政治人的官员，不用去干预属下的才能如何如何，也用不着管理他怎样安排行事，只要老百姓认为他办事便利有效，那就是一个好官员。”

身处千年前北宋时代的欧阳修是一个出色的良才好官，领悟总结了从政处事“宽简”而“不驰废”的道理，于今仍是现代从政官员理应遵从的原则道理，而平民百姓认定的好官就是判评官员优劣好坏的金标准。然而，当代中共执政69年，改革开放40年，总有那么一些公职人员，百姓在官府衙门中，“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三难官员，可以说不在少数，民间常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正是“四风”败坏、“三难”盛行的真实写照，办事敷衍失职、拖沓驰废、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的官吏虽不说成“屡见不鲜”，却也远不是“凤毛麟角”，做着百姓的官，拿着百姓的薪，骂着百姓的娘，干着无良的事，忘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抛弃了理想信念，幸在党中央的厉治之下 ，这种坏风恶气尚未成为主流，但其消极腐蚀的能量应大力正视整治。

原文：宋刘器之初登第，与二同年谒李若谷。请问所以为政之目，曰：“勤谨和缓。”一人应声曰：“勤谨和既闻命矣，缓之一字，某未所闻。”李曰：“何尝教贤缓不及事，且道世间甚事不因错了。”

译文：宋朝的刘器之初次考上进士的时候，他与他同时科举中考上的两人去拜谒李若谷，向他请教治国理政的纲要关键。李若谷回答说：“从政应勤勉努力、谨慎小心、温和宽平、迟缓行事。”其中一人马上说道：“要做到勤勉努力、谨慎小心、温和宽平，是需要听从的，而对于‘缓’这一个字，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李若谷说：“我哪是教你们缓缓而不去办事呢？我只是说世上多少事情都是匆忙急促而搞坏了。“

我曾对一位忘年交的老同事，恰恰在即将赴国开行苏州分行三天前，说过与李若谷一样的话，勤勉努力、谨慎小心、温和宽平，深知他都会做到，而‘缓’字一字，正是需要修养践行的与这三句话并行不悖的关键之处，遇事不必急于表态，火速办理 ，待深思熟虑后，拿出自己的周详方案步骤而后表态并决定实施，身处异乡易地从职，更需要多看、多听、多学、多思、多虑，这样的前题下去处置工作上的事情，成效、成功就是基本的必然的结果，而火急火燎地表态行事，十有八九是要办砸锅的。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官是民，急而败事，缓能成事，经验教训比比皆是！

原文：宋赵德庄，问政于晦庵朱先生，而以宽猛并尚为疑。先生曰：“若教公宽一尚，猛一尚，则如发疟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为宽，治强暴以猛。”

译文：南宋的赵德庄曾向朱熹请教过治国理政的办法，并且对既提倡宽和又提倡严猛表示怀疑。朱熹先生回答说：“假如让您有时候提倡宽和，一会却又提倡严猛，那就如同疟疾相似那样，按照我的看法，管理善良的平民百姓，应以宽和相待的做法为常态，而治理蛮横凶暴之人，必须用严猛惩治的强硬手段。

宽严相济既是治国理政通用的两手办法，这与爱憎分明是实践和理念共同构成为表里统一的两个方面。对待善良的普通老百姓，充满爱心善意，而对蛮横霸道残忍凶暴之恶人及贪腐成性之人，就必须以高压强硬绝不姑息纵容而严惩的手段来对付。当今中共正是以此为训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治国理政的实践，无论习近平主席在基层考察之时，总是和霭可亲，温情脉脉，如同自家亲人一般，问寒叙暖，而在对待高层领导和视察训戒军队之时，总是严肃面容，训词诤诤，在对待少数腐败堕落成为人民公敌而不管其官位多高、权势多强，却总是在党纪国法的总纲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十八大以来，一百多个省部以上高官及军队高级将领，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都一经发现，立即严肃查处，绝不手软。习近平的宽严相济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成为中共各级领导乃至平民百姓做人为官的范儿标杆。善恶有别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治国理政的基石。

    原文：宋时辇运卒，有私质市者。上闻之，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尽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师，有少贩助，第无妨公，不必究问。”吕蒙正对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能兼受善恶也，若穷之则奸匿无所容，故告以慎勿扰耳。”

译文：宋朝时京城中为皇宫运送物资的士卒，常有将货物私自在市场上偷偷卖掉的。皇上听闻后说：“权贵亲幸之家门就如是老鼠洞，那里有可能将其全部堵塞呢？只是要把特别冒尖突出的处置根除，也就可以了。就象竹篙撑划的船工舵手，偶尔也要贩卖私货，只要不妨碍国家大局，也就没有必要追究查问。”吕蒙正回答说：“水清彻到极点，也就没有鱼了，人过分精明，也就没有亲朋好友再与你交际往来了。”曹参在齐国担任丞相的时候不会去干扰诉讼和市场交易之事，是因为他同时兼容善好与奸恶两类人。假如你穷追猛打除尽的话，有邪恶奸刁心术和行为的也就没有了容身之地，曹参忠告他的继任者说，千万不要去干扰他们。“

这一段故事说教与上一段表面上似乎是相悖不容的道理，其实是对一切社会人善恶认知和处置度的把握，是对人与生俱有的善恶两面性的总体认识，每一个人都在善恶平衡中度过人生，并不应该把人的本性过于神化，也不应该把人的本性妖魔化，两段文字所及故事的内在道理是对善恶认知、处置程度和恰如其分的平衡。中国有句谚语“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每个从官到民都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都有于已的方便之处，有些占得利益的小事发生，却也无妨全局、大事，不必严苛过度上纲上线否定某人。多年前某德国企业员工曾因私自拿走一些公司的信封私用而被开除了公职，也是一个不近人情、视平民为草芥的典型败笔。

原文：休宁程从元公卓，守嘉兴时，或伪为卒厅印纸，与奸民为市以充契卷之用，流布既广，吏因事觉，视为奇货，谓无真伪，当历加追验，则所得可俾郡计不少。公曰：“此不过伪造者罪耳，若一一验之，编氓并扰，吾以安民为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误买者，许自开，立与换印。陈者毕至，一郡晏然。

译文：徽州休宁县的程卓，在嘉兴任知州时，有人假借政府管理财政机构的名义，盗印了盖有州府官印的凭证，与奸诈之人合伙拿来把它当作契据作为交易所用，流传十分广泛。一个官吏由于公职原因察觉发现了此事，把它当作稀奇的东西，认为不用辨识其真伪，应该悉数追缴回来。那么，就可以使嘉兴州府增加可观的财政收入，应该悉数追缴回来。那么，就可以使嘉兴州府增加可观的财政收入。程卓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过，假如全部追缴的话，局内局外的百姓都将受到骚扰。我们应该以安抚百姓作为头等大事，财政之利不是我们所急于得到的。”于是告诉百姓凡有误买假证券的，允许他们自己将持有的证券拿来马上换取加盖上官府的印章。持有证券的人全部都来官府换了印，因此平安无事如初。

程卓的见识和处置伪造证券一事的前前后后，正是其政术过人的实例见证。如今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中，发生了金融业、证券业的破产清算事件以及内幕交易，致使多少百姓可能蒙受巨大存款、金融性资产、股票证券资产损失，而此类资产保险法规在尚未建立完善之时，在政府的干预下，均得到了妥善的处置，相关的百姓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正是中共政术高明过人的现实版见证，当于称颂其功德盖世！

原文：宋鲜于先，为利州路转运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王安石遣吏诘之，先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东坡称：“先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仕途当以为法。”

译文：宋朝的鲜于先在利州路任转运副使的时候，他的辖区内的老百姓不向当时的政府请求青苗钱，王安石遣派官吏来诘问。鲜于先回答说：“发放青苗钱的新法，凡是愿意来请求的就来求取，怎么能够强迫他们呢？”苏东坡赞扬鲜于先“对上不妨碍新法的推行，对中不得罪亲近他的人，对下不伤及老百姓，身处官位仕途上的人应该以此为效法的榜样。”

王安石变法为北宋晚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主张“均贫富”、“耕者有其田”、“发放青苗钱”等等，这些改良主义，一时间似乎很得百姓民心，而最终违背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而失败。于今，中共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在调研、试点、实践后，逐步推广，再调研和试点实践，取得成功的经验而上升为法规再普遍施行。如农村产业合作社的建立、发展，本想使农民早日脱贫，愿望是善良美好的，但农村土地承包自主权在农民，其本人因种种主客观原因不愿加入合作社，那也绝不应强求，合作社经营土地即使不能连片而成为“飞地”也决不能逼迫农民加入合作社。上世纪五十年代五、六年内农村集体农业从互助组、经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社并迅速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际上违背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主观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高产浮夸风、农村公共食堂而引发了农村的严重饥荒，这个教训是惨痛的，宋朝鲜于先的榜样值得今人学习思考和效法。

    十二、荐亲友

原文：唐崔佑甫为相，荐举唯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多称允当。帝尝谓曰：“人言卿拟官多亲旧何耶？”对曰：“陛下令臣进拟庶官，夫进瓞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闻，何由和其实？”帝以为然。

译文：唐朝崔佑甫当宰相的时候，荐举任用官员唯才是举，自己从来不会猜疑畏惧，荐举人才的行为极其公正。每天拜官工作之时，授予公职官员十多人。不到一年，已经任用了接近八百名官员，大多数皆为称职得当。唐德宗（注：公元780年－805年）对他说：“人们说你任用官员大多是你的亲戚朋友，这是何原因呢？”崔佑甫答道：“陛下令我推荐任用众多下级官员，那些被举荐任用的人，我必定悉心了解他们的才能和德行，假如平日对他们一无所闻，我又从何知道他们的实际才能和品德。”唐德宗认可他的话说得在理。

任用下级各部门的官员在不同部门机构任职，从来就是一个古今中外十分敏感、多议猜忌的大事。《左传》说：“内举不避亲。”《鲁论》也说：“举尔所知。”怎么可以为了避免别人的嫌疑或猜测而任用所认知了解的贤能德才兼备的身边从职或亲戚朋友或现在过去共事过的同事呢？如现在民间所知，宋平就在离休前后举荐过多位最高层中央领导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实践证明了宋平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杰出领导。当今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任用了一大批他们共过事、他人举荐的人才进入省部级领导，偶有议论司空见惯，不应多猜多疑，心中自有定笃！而习近平在五六年时间里，在法律和事实证据的基础上惩治法办了百数名以上的省部级高官，习近平就是唐朝时宰相崔佑甫现实版的高人而为国人褒奖！

原文：宋范文正公仲俺为参政，每取下放薄视监司不好者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文忠公弼曰：“六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

译文：宋朝范文正公仲俺任参政知事的时候，常常拿着登记官员姓名和等级的花名册审查过目，看到监司中不称职人的姓名时，就一笔将他的姓名打勾而除掉了，并按照先后顺序重新变更换任官员。富文忠公弼对他说：“对您来说，只不过一笔打勾，您哪里知道他们一家都会因此而哭起来了。”范仲俺回答说：“一家人哭，怎能跟一个地方区域都哭起来相提并论呢？”于是，他把那些失职、赎职、不称职的监司全部罢免撤职了。

对昏官、庸官、腐官，一方百姓深受其害、恨之入骨，引发了多少百姓家庭的灾难而“一路哭”，罢免撤职这些政府机构的败类，当然会致这些官员家庭的“一家哭”，哭的是他们失去了特权、势力、财富，而使一方受害的百姓不再“一路哭”。当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安泰，正是宋时的范仲俺为民请愿作主的好官、清官，包拯就是宋朝至今都名噪民间的清官偶像与典型。中共九十七年奋斗中如同范仲俺、包拯一类的青天大人，恩泽一国、一省、一市、一县、一镇、一村的平民百姓。即将实现彻底摆脱中国几千年绝对贫困而实现全民小康，正是惩治多少贪官污吏而使他们“一家哭”而换来百千万老百姓“一路笑”的结果。

原文：汉卜式为郎，为武帝牧羊上林，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勿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

译文：汉代的卜式被任命为中郎，为汉武帝在上林苑内牧羊。过了一年多后，羊都长得膘肥肉壮，还繁殖生养了许多小羊。汉武帝去上林苑时见到了这些羊群，倍加赞许。卜式说：“不只是牧羊应该如此这般，治理民众也情同此理，按时起居作息，邪恶的人就采取行动逐斥离去，不给他败坏群体百姓。”汉武帝认定卜式有奇才，授给缑氏县令的官职。

卜式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54年之久）时身为中郎微官，在皇家上林苑牧羊，都从羊群放牧饲养的劳动中悟出了牧羊的基本哲理与社会上的治国理政具有共通之处，那些极少数不守规矩的捣蛋的羊应该及时处置，使其它羊不受恶习互相攻击打斗影响而不能安泰地起居觅食，一群马的牧养其理雷同，因而有“害群之马”一词，其意为危害社会、群体、党团、行业、家庭的少数分子，必须以法以规以祖训处置，使其不再拥有其存在发展的天地市场，从而确保一方太平兴旺。无论为官为民有权有钱有势者，在党内外、政府机构内外，各行各业、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科技发展水平、信息交通发展水平中，总有那么一些贪官污吏和社会渣滓侵蚀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共产党的纯洁性，实为十恶不赦的败类，迟滞了发展进步的步伐，极具消极破坏力，消耗了大量的社会治理资源。特别是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二、三十年时间内，卜式的思想模式实可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予借鉴实践，把这一批“害群之鸟”扼杀于尚未成为普遍现象和严重危机的摇篮之中！

    原文：李宋相沆，真宗尝问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为最先。”问其人，曰：“如梅询、曾致尧辈是矣。”沆尝言：“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此少以报国耳。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所谓庸人忧之是也。佥壬苟一时之时，岂念历民耶？”

译文：宋朝丞相李沆，宋真宗（998年-1023年）曾经问过他，治理国家应以那些为先。李沆答道：“不可任用那些浮藻、轻薄放荡、新近步入仕途和喜好多事之人。”宋真宗又问，是些什么人？李说：“比如梅询、曾致尧这一类人。”李沆还曾说过，官居重位实际上对国家没有什么补益，惟有把对于朝廷内外所要陈述的利益和害处全部报告给皇上，这样方才可以起到稍能报效国家的效果。朝廷防备方面的制度，纤小细微之处也都悉数具备，而有的人仍然当着众人请求兴办某一件事，被他所伤害的人已经够多的了，这就是如陆象先所说的那样“庸人忧之”的意思。都让一些花言巧语、滑舌谄媚、行为卑鄙、内心肮脏之人，一旦在某时被任用行事，这样的人怎么会顾及老百姓的利益而不会蒙受祸害呢？

古今中外任用要人委以重任是一个至关国家政权方方面面的大事，对于地方政府和任何机构部门的用人同样如此。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和群体中总会有一类见风使舵、油嘴滑舌、谄媚取宠、左右逢迎、两面三刀、善于伪装之人，很具外表吸引力，论及某事时头头是道、哗众取宠、很有搏取人心之能耐，如果不具有高超的洞察、分析、判断、决断能力，极能迷糊同事和上司的双眼，信任他们的能力、信念、业绩的过人之处而能得以节节提拔，权倾一方，给一方和国家事业带来巨大危害和损失。令计划、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等等何以得宠而步步高升，给国家和党的事业带来极大危害，其流毒肃清尚须时日，我们难道不应引以为训吗？

原文：汉薛宣为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辄召告其县长吏，使自行罚晓，曰：“府所以不自发举者不欲代县治，夺贤令长名也。”

《传》有之曰：“侵官，冒也。”国家置守，所以表率属县之长吏，而稽查其治行，若事事而侵其权，将安听事令乎？薛宣于是乎得政体矣。

吏民有罪，县长吏之责也，使自行罚，不自发举扬以全其名，实阴以专其责。俾县令平日不敢不留心访察，力为化导也，其表率属吏之微权乎？

译文：汉朝薛宣任太守的时候，每逢得悉郡中官吏百姓的罪名后，就把县中的长官召来告诉他，让其自己去惩办晓谕，并说：“州府之所以不由其揭露公示，实为不愿因替代县府官吏治理而争夺贤好县令的良好名声。

《左传》有这个说法：“侵犯他官的职权，是对他人的冒犯。“国家设置太守，是为了给州府下属各县的长吏树立榜样，并考察督查他们理政的业绩。假如在每一件事上都侵犯县官们的权力，由此县官们还有何事可干呢？这里可以看得出薛宣是十分深谙施政要诀的官吏。

官吏和老百姓犯有罪事，县里的长吏责无旁货。让他们自己去行罚，而州太守不去揭露事态并处理，实质上是维护保全县官的名望啊！内心实际上暗中支持他们勇担自身职责，使县令不敢不在平日留心访察，不敢不努力去教化引导官民，这就是太守为下属县吏为人表率的微小权力吧！

中国有句成语谓之“越俎代疱”，用来比喻超越自己的职务范围，去处置由别人所管辖的事情，上级已经授予下级的职权管理的分工范围，凡下级有事时，上级却还是指点具体参予下级应该办的事情，或者国家的不同部门，有的部门领导都要干预应属其他某部门应该处置的问题，在民间有句话叫做“蝗虫吃过界”，这两句话所及偏颇，正是“荐亲友”一类治国理政中的大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管得宽”的问题在领导的具体事务处置中屡见不鲜，彻底杜绝必须下大功夫，用大气力，久久努力，方可实现。

十三、治本

治国理政应做到标本兼治，而以治本为重。通常情况下，人和事的本质难以一目了然、深刻剔透而被人们所知晓，这就特别需要当事者和管理者透过表面现象厘清和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且必需具有一套攻其破绽疏漏、以毒攻毒、以夷制夷、出其不意的攻略手段，使伪善者无处遁形容身。

原文：宋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时，边任多纨夸子弟，镐乃取尤不职者而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娼妇多从之，镐欲驱逐，恶伤士卒心，会有贫争杀娼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邪？”纵去不治。娼妇皆散走。

不驱之驱，真得个中三味。

译文：宋朝的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的时候，任职过并州的行政长官，在边境上任的大多为身价高贵人家的子弟。明镐于是挑选其中最不称职的人，杖罚他们，办事疲软拖沓无能的人员都自己辞职而离去了，然后明镐就奏请朝廷，选用熟谙业务的人守卫边寨。军队开拨的时候，许多娼妓之妇都随军而行，明镐意欲把她们驱赶出去，又担心伤害士兵的心。恰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争夺娼妇而杀害妓女的案事，主管的官吏借以捆绑杀人之卒禀告明镐，明镐问：“那些娼妇们为什么会到军队中来的呢？”于是把杀人者释放了，却没有惩治。

娼妇们并未被驱逐出去，而自己把自己赶出了军队，真是从中得到执政攻略的各种滋味。

明镐在治理边寨驻军建设、纯洁军队组织、严肃军队纪律方面确实是旗帜鲜明、纵擒得当、标本明晰、治本为基的典范之例。现今，从十八大以后，明确各级党政干部洗手不干的各类违法违纪基至贪腐犯罪的人，从轻发落或不再追究其过失，令其检讨悔过，重新做人，包括百名红色通辑令中人员，在自首或追捕后给予从严或从宽处置的判决。这正是中共继承古人高明智慧，既治标更治本的范例。

原文：黄震通判广德，其俗有自婴桎梏，自拷掠而以邀福于神者。震见一人，召问之，乃兵也，即令自状其罪，卒曰：“无有了。”震曰：“尔罪必多，但不敢对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风遂绝。

译文：宋朝时黄震在（安徽皖南）广德任通判的时候，当地的风俗中有自己给自己载上脚镣枷锁，自己拷打自己，用以问神求福。黄震看到一人如此这般的作为，就招来问训，原来是他部下的一个士兵。于是马上命令其人陈述自己罪过，士兵说：“我没有罪过呀。”黄震说：“你的罪过一定很多，却不敢对别人讲，所以才向神报告而请求宽恕赦免罪过。就用棍棒拷打责问了一顿之后，将他赶出了军队。自此以后，这种风气方才得以绝灭根治。

自古以来，中外皆有一些地区性缺乏各种知识的愚昧平民，做出一些荒谬怪诞的事情，即使是强干精明的地方官吏，却也难以使家家户户都认识到它的荒唐可笑。然而大多的平民百姓都有希骥福临和惧避祸灾这两方面的愿望，此类古怪风俗就有了广泛的社会信奉市场的基础，以致在军队中甚至在当今高级干部和不少中共党员中，盛行烧香拜佛求得安福，这些违背情理的事情在民和官中并不少见，采用黄震的巧妙理性做法，却起到了奇效，责罚一些典型的事和人，以儆效尤，而使广大官民在看到这类事案的消息以后，实现自我纠正、幡然悔悟的效果，彻底清除了不良的风俗习惯，达到了治本的目的。

原文：后汉廉范字叔度，为蜀郡太守。成都地迫屋狭，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烟火，民覆蔽之，如是失火者日属。范放令夜作，百姓皆悦而歌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夸。”

小民衣食之原，上不得而禁也，虑失火而禁夜作，此与防噎废食何异？叔度亦无奇术，不过因民之利，以阜其财，储水之备，以御其患而已。而来暮之歌，至今犹传颂人口，为致者盍审诸。

译文：后汉时的范廉，字叔度，曾任蜀郡太守之职。成都地方紧迫短缺，房屋都很狭窄矮小，老百姓夜里都要劳作干活，用来供己家衣食，而政府却禁止夜里点燃照明灯火，老百姓只好把灯火遮盖隐蔽起来，因此发生火灾之事日复一日地接连不断。范廉放宽禁令，允许夜里做工劳作，但是要求每家都储备灭火用水，老百姓都高兴地歌唱着“范叔度，来得太晚了。不禁火，老百姓尽可夜里劳作做工。过去没有短衣穿，今日人人都有五条裤。”

老百姓衣食的来源，上面的官吏是不应该禁令阻止的，考虑到怕失火而禁止夜里做工，这与为了防止噎食而不吃饭的事情又有什么区别呢？范叔度也没有什么神奇的术法，只不过是顺应了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让他们自己辛劳多获得些财富，储水准备，用以防御火灾发生而已。而民间流传的“廉叔度，来何暮”的歌谣，至今依然在百姓口中流传，那些为政的官吏为何不应好好地审察自己当官从职中诸多问题呢？

后汉的范廉都有一颗体察民情民心民疾民苦的为官者的善良务实而勇于担职的赤热之心，为民办了一件大得民心的好事。今天，在实现全民小康、济困脱贫的攻坚决战中，学习和效法范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良吏，在自己负责的本职工作中，身体力行，尊重科学，循从规律，体恤民情，我们中华民族必定会以更加坚定快速的步伐实现全民小康并奔向全面复兴的康庄大道。

中央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了极为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废止了多少繁疴顽律，从而释放出了无穷的活力、效率和效益，广大百姓深受其益、切肤快感当政者的治本高术，实现了“民生为本”的诺言。

原文：汉陈仲弓为太邱长，有劫贼杀财主，将往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收育子者，回车自治之。主薄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

译文：汉朝陈仲弓任太邱长时，有强盗抢劫并杀害了财主，即将前往追捕，尚未到达案发地点，在途中听说有个妇女刚刚生下孩子却不愿意哺育，陈仲弓马上返回车驾前往处治。主薄说“强盗杀人，事关重大，应该先去按察讨伐。”仲弓说：“强盗杀财主，怎能比得上骨肉相互残杀严重呢？”

不是先去治理强盗杀人越货，而是先去处置弃养刚刚生下孩子的事情，轻重、缓急极易颠倒，这是因为按照律法规定，杀人者通常是要判处死刑的，即使逮捕杀人的强盗稍稍缓迟一些，关键在于必定绳之以法而不致漏网逃脱即可，而生了孩子的妇女却抛弃刚出生的婴儿，顷刻之间就可能发生扼杀一条生命的事情，稍有迟疑就会酿成大祸，却又不可能以杀人之罪去惩罚残害婴儿的父母，结果却比强盗劫财杀人更为惨烈。弃养残害婴孩确实是违背了天理人情，毁灭了父子之间的骨肉之亲的基本人性，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虐杀女婴司空见惯，是百姓无知成为一种社会风俗，危害之大在于百姓的心灵残忍的泛滥，而为衣食父母的地方长官岂可视为小事，必定以自己的作为感染教化老百姓和下级官吏，扭转根除不良风俗，与追捕杀人强盗一事相比更具重大、紧急、根本的事情，从而挽回一条新生的骨肉生命，实为“治本“理念和实践的为人标杆，相比之下，当然捉拿杀人强盗并非小事，只是与即刻扼杀婴儿之事相比，其紧迫性当然退居缓次之位，在治理哺育婴儿之事取得圆满结果后再予办理，而且对于拒绝养育婴儿违背人性之事更具急迫性、普遍性、长期性、根本性、艰难性，当应优先，其它皆退居为后。这类事情很容易迷糊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只有具有远见卓识之官员才具有“治本”的能力，于古于今同理！

原文：宋罗点守平江，有主讼其逐仆欠钱者，审问得实，而仆狡黠欲污其主，自陈偿与主之侍妾通。点知其诬，乃判云：“奴既负主钱，又私其婢，事虽无证，即其自供，合从奸断，责还所负外，徒配施行，所有女使，俟主人有词日另究。“闻者快之。

译文：宋朝的罗点任平江府太守的时候有一户人家状告已被他辞退的仆人欠他的钱，经审问后情况属实。这个仆人狡黠奸滑，想污蔑他原来的主人，自己陈述尝经与其侍妾私通奸情。罗点知道这件事是他有意诬陷，于是宣判说：“奴仆既然拖欠主人的钱债，又私通主人的婢女，事情虽无实证，根据自己的口供应该判决其从犯奸情，除责令偿还所欠钱款外，再发配他去服劳役，并立即执行。案情中所及的那个侍女，待她的主人有了确凿证据之后，再另行追究处置。“听到判决书的人都很高兴。

    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人人都有一个追求发迹致富的梦，而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人群空前的迁徒流动，以及聘用男男女女的从职人员，发生了多少男女之间情感交割、喜新厌旧、妻离子散之事成为社会常态，同样也因为男女之间正常的交往、工作关系，发生了误会，甚至诬陷男女私情之事，以及追求权势享乐而出卖女性灵魂，在一方事发后，女方为摆脱窘境而诬男强奸之罪，或报私仇怨恨，坐地生事，诬告清白无故的领导，欲加奸罪置有关领导于有口难辩的境地，唯有如同罗点这样的判官在此类案件兼顾各方及尚无明确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得体的判决，这才是此类问题慎重而又合情的“治本”之策。

原文：《南史》齐高帝时，王敬则为吴兴守，郡旧多剽掠，获则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数十，使之长扫街路，久之乃令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知皆逃走，境内以清。

译文：《南史》一书中记载齐高帝（公元479年－483年）时，王敬则任吴兴郡的郡守，那里经常发生抢劫掠夺的事件。王敬则捕捉到一名小偷，把他的亲属们召集起来，当着众人鞭打他几十下，并让他长期清扫街道。过了很久，才命令他检举过去的小偷来代替他。众小偷都怕他辩认出自己而全部逃走了，全郡境内终得以清静安宁太平。

于一郡之中，乘机抢劫掠夺等违法扰乱社会的人，彻查不漏兹因已经成风是查不过来的，如果把受到许多旧案牵连的全部都抓捕归案，连累之人必然很多。王敬则惩治了一名小偷，起到了全部小偷都倍受众人指责而金盆洗手，抢掠偷盗之风得以肃清，起到治一而儆百的奇效，是清除好逸恶劳、不务正业、偷窃扒拿等存有邪恶之心术和行为人的好办法，在罚不责众的情况下，治理一个恶人从而起到震慑众多同类，实在是一个“治本”之策。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随着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变化，各种社会丑恶之象泛滥成灾，危害了广大良民的正常生活而蒙受损失，百名红通人员上榜追捕、信息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都在政府通力打击下，虽未彻治，却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收手、自首投案、洗手不干的良效，这也是古为今用的“治本”借鉴之生动例子。

原文：宋扶沟县，广济蔡河在县境，濒河不逞之民，不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钱物为事，岁必以焚舟十数以立威。程明道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即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境无焚舟之患。

译文：宋朝时，扶沟县境内有广济、蔡河两条河流流经境内，靠近河边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们，不再从事谋生的正业，却专门干起了威胁抢夺船上人的钱物为生的主业勾当，每年都要焚烧掉十几条船泊，用以树立他们的威望。程明道先生刚到扶沟县时，逮住了一名歹徒，将同伙招供出来，一共抓得数十个人，没有再彻底惩罚他们过去的罪行，而是将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地区，让他们以拉纤拖舟船为生，并且让他们调查作恶的人，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过焚烧舟楫的祸患。

在一个人没有正当职业挣钱养活家小时，极易心生邪念干起一些危害社会获得不义之财的勾当，自然会引发社会动荡搔乱及恶性犯罪，是中外各国治国理政的重大事情，现今世界各地凡是政治动荡不安，必定是暴力枪杀事件频频发生，大大影响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导致百姓就业岗位的缺少而陷入更加混乱动荡的恶性循环，也会使欧美势力趁势滋事生非，使世界多少国家贫穷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的状况之中，全世界尚有6000-8000万人处于西卡病、消瘦病等严重营养不良引发的各种疾病之中。广开就业门路，提供就业创业机会，是中共执政69年来，特别近二十年作为民生头等大事来狠抓落实，近五六年来每年新增就业人数甚至高达1300多万人，同时又加大了东中西部各项事业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别，用大气力攻坚脱贫脱困，在2020年前彻底全面过上小康生活，终结几千年来中国城乡百姓绝对贫困的伟业，为联合国在2030年基本实现摆脱贫困的目标作出了功盖千秋的突出贡献，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尊重，也为欧美发达国家刮目相看，国际话语权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正在富起来，必将实现强起来。这一切正是几千年来各个朝代各级政权官员梦魅以求，解决就业生存就是社会国家实现根本大治的“治本”之策。

    原文：明永乐时，万观知严州，七里泷渔舟数百艘，昼渔夜窃，行旅患之。散令十艘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繇是无复有警。

译文：明朝永乐（明成祖 公元1403－1425年在位）年间，万观任严州府知府。在七里泷一带有好几百艘渔船，他们白天打渔，夜晚行窃，过往行人商旅都感到这是一个祸患。万观下令每十艘船组成一甲为单位，让他们各自分别划区固定在一定范围以内，自己护守自己。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发生有报警的事情了。

社会万千情况，各有其特点而借以进行相应的生存和社会活动，某一同行，规模数量达到了难以掌控管理的情况下，就极有可能产生浑水摸鱼而难知其谁，必然发生心术不正之人做出一些危害他人的坏事，却难以识别何人所为。此时实行分区划片，限定活动范围，为非作歹之事一旦发生，同一单位就立即发现是那些人干了这些勾当而无处遁形，从而得以惩治，这是社会管理“治本”的要害之策，效果十分灵验，对于任何行业、任何行政区域的各项社会管理是通行适用的方法。现实社会中，人人都有一定的感受体验。

原文：唐崔安潜节度四川，出库钱于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益至者，盗不服曰：“与我同盗，赃皆平分，奈何捕我？”潜曰：“汝知我榜，何不捕彼？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令给捕者钱，置盗于法。诸盗与其侣相疑逃散，境内盗绝。

宋李公择，知齐州，齐素多盗，痛治之不止。他日得黠盗，察其可用，刺为兵，使直事铃下。问其故，曰：“此繇富家为之薮，使盗自相推为甲乙，官吏巡捕及门，只擒一人以首，则免矣。”公择乃令，凡得藏盗之家，皆告发屋破柱，盗情始清。

译文：唐朝的崔安潜任四川节度使时，拿出国库里的钱放在集市上，并在集市贴以官府文告，上面说：“告发逮捕一名强盗，尝钱五百缗。同伙告发逮捕的，除免罪之外，所尝之钱与普通人举报的一样。”没过几时，有人捕到了一名强盗送到官府，被捕的强盗很不服气，说：“他与我共同盗窃，赃物都是平分，为什么只逮捕我呢？”崔安潜说：“你已知道我发了告示，为什么没有逮捕他归案？既然现在被他抢了先举报，即使你被处死，又怎么有什么言辞可以为已辩解呢？”马上命令尝给举报盗窃其他人的举报人以尝钱，并依法惩处了因被举报而被捕的盗贼。其他强盗们的同伙都相互猜忌起来，如鸟作散了。从此，境内的强盗销声匿迹了。

    宋朝的李公择任齐州的知州一职。这个州向来多有强盗，虽痛下决心极力惩治，仍不断时有发生。有一天，抓捕了一名狡黠多智的强盗，李公择察看判断他可以任用，就用他当兵，让他直接担任护卫门卒。李公择问他为什么强盗屡捕不绝时，他说：“这是因为有钱人家是他们庇护躲藏安身之所，并让强盗们自行安排确定盗窃的分工先后的管理办法，当官吏搜捕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只能捉住一个人，坦白交待，全担罪责，而其他人就被保护下来了。”李公择于是下令，凡是搜寻到隐藏强盗的人家，全都拆毁名下的房屋、砍毁梁柱。从此，盗贼就彻底肃清了。

前一个故事讲的是唐朝四川节度使崔安潜以奖励举报及自首投案同样给予奖励，还不追究罪行的治理方略从而彻治盗窃事件屡不得治的社会祸患，实现了“治本”，维护一方百姓的安定。现今的中外各国同是用了古代治理社会的方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屡犯不止，从严发落”、“立功折罪，举报减罪”等通行做法，教育挽救了可以改过自新、化消极为积极的人，不致社会矛盾激化，实现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同样的道理，为中共执政69年来的“治本”经验，社会恶性恐怖事件大大低于世界各国，甚至低于欧洲发达国家，更低于自榜为人权至上的美国。

后一个故事说的是宋朝任齐州知州官职的李公择，同样是强盗嚣张横行，屡治不爽，其根源在于这些盗贼以财势俱全的地方财主宅园为据点，窝藏和纵容了恶势力生存的环境条件，李公择借审问捕到的一名盗贼口供中得到了盗贼无法根治的根本原因，彻底捣毁了盗贼的老窝和后台老板，同样实现了根除盗抢事件的发生，犯罪分子四处逃窜作散，从而收到“治本”的显著效果。如今我国某些局部的黑恶社会，之所以能够得以生存发展，必有地方当政者的袒护，纵容支持了黑社会邪恶势力的为歹一方，久久不得治理，当政者甚至就是黑恶势力的参预者，从而发迹逍遥，而当执法部门同样是在打击黑恶势力的同时，把他们的后台老板一并端窝后得到了“治本”结果，当地百姓弹冠相庆，实为大得民心之举，亦为“治本”的现实体现。电子信息的日益广泛应用，为平安家国的建设提供了如虎添翼的科技手段。

原文：刘宋时傅僧佑及子琰，琰子岁为令，并著奇绩，世称奇绩，世称诸傅有治县谱，相传不以示人。时刘元明甚有吏能，历建康山阴令，政为天下第一。傅岁代为山阴，问元明曰：“愿以旧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惟日食一升饭而不饮酒，此第一策。”

译文：刘宋时代，傅僧佑、傅琰和傅岁（读huī）祖孙三代人，在当县令的时候，都取得了过人的奇绩，人们都说他们有一本治理县里政事的册子，几代相传，从不拿出来给他人看。当时的刘元明同样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官吏，曾历任建康和山阴的县令，政绩可以说天下第一。傅岁接替刘元明的山阴县令，问刘元明说：“恳请你把治理山阴的方法诀巧传教给我这个新履职的县令。”刘元明回答说：“我有奇特的办法，是你家传的册子上没有记载的，这就是每一天吃一升米的饭而不饮酒，这是第一点。”

为了正风肃纪，中共把禁止上班时间和公务活动中饮酒和用公款在娱乐活动场所的消费，与刘元明天下“第一政绩”的诤言“每一天吃一升米而不饮酒”相映印证，中共制订党规政纪的文人也许读过这个故事的记载，可谓“谈泊明志”，在今天中共执政中实为对广大党政公职人员的真心呵护！

原文：明平湖陆太宰光祖，初为滤令，有富民枉坐重辟，相沿数年。官以其富，恐涉嫌疑，不敢为之曰。陆致访实，即日破械出之，然后闻于上台，或曰：“此人素以富名，奈何骤出之？”陆曰：“但当问其事枉不枉，不必问其家之富不富，果不枉，夷齐恐无生理；如枉，陶朱亦无死法。”

译文：明朝平湖县的陆光祖任吏部尚书，在他当浚县县令的时候，有一个富有的老百姓被冤枉受了重的刑罚，这样延续了好几年。当地的官员因为他家殷实富有，都生怕涉及嫌疑，不敢为他辩说。陆光祖来到浚县以后，察访到实情，当日就解开枷锁把他从狱中放了出来，然后将此案禀告了上级主管最高位的官员。有人说：“这个人素以富裕有钱而著称，你为什么骤然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呢？”陆光祖说：“只该追究事情冤枉不冤枉，而不必问他家里富裕不富裕。要是果真不冤枉的话，即使是伯夷和叔齐也没有保留其生命的道理；假如真是冤枉的话，陶朱公也不能判以死刑。”

法律乃是治国理政的重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一道防线。在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中共执政时期，公有制下即使连肚子吃不饱都是社会主义，富有和私有制经济都与资本主义相瓜葛，是要严加限制管控的事情。“邓小平”这部电视剧中就有邓小平在农村考察时，当地农民说了真话：“家里养三只鸡以下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鸡鸭以上就资本主义”，而干部就是以此标准区分姓“社”还是姓“资”。我家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这种情况同样如此，我就是一个那段历史的公道的见证人。一大二公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富裕不富裕却是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基本完善，在40年的改革实践中，已经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阶段，并开启了中国强起来的历史新阶段、新时代，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各种所有制，包括私营、民营、股份制、合作制、混合所有制与公有制经济获得了井喷式发展，并共同遵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的共同规律共济互补发展，农村土地山林确权并再次顺延三十年，正是中共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即将实现全民小康，并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目标。

十四、粒民

开篇说：天生五材，人利赖焉。士爱稼穑而金机，木穰火奴水淫，岁或不登，则粒食之道几穷。区划而挹注之，长民者之责矣。夫民为邦本，食为民天，酌盈剂虚，良法具在，可勿亟讲欤。

译文：天生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人们都依赖它们生存。土地可用来播种稼禾和收获庄稼的。如果金少、木盛、火大、水淹，一年没什么收成，就会连供养百姓生机的粮食都难以实现，就只能按照区域做好规划，使粮食能够调剂流通，这是为民治理政事官吏的责任。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民以食为天。从产粮充余的地区将粮食调运调剂到缺粮的地区，好的办法多得很，怎么可以不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呢？

这段文字中有一个五行相生相克之哲理，即相生顺序为：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如此良性循环运动发展，而相克顺序为：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如果土壤不兴旺必定会金少，金少难以制约冲克木，则木盛，必定助生火旺之势，再多水即使泛滥水涝也灭不了旺火，挡不住火生的土而失去了金机。如此循环相克运动发展，导致恶生循环，引发社会饥荒动乱。五行中“土”为“中央土”，土弱则“金少、木盛、火大、水淹“为必然结果。

作者宋宗元通观自然和人类社会相融相通的辩证关系，把民以食为天的根本提高到至上的地位。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中共执政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提出“农业以粮为纲”，改革开放至今40年，每年的“一号文件”全部是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有关的政策延续、调整 、改革要点，但如果就三农而解决三农问题而忽视了三农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国民经济综合协调发展，三农问题难以“治本”，即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取消了全国粮食计划定量供应以及统购统销的问题，但国家和地方贮备粮的问题仍始终放在一个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来筹划运作，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实现了历次地方性自然灾害中永远告别了饥荒逃难、乞讨历史上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人类发展树立了典范。同时，综观世界，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大规模集约化、科学化、信息化、农田水利治理的规划实施、土地轮作休耕、农肥农药的控制及地力恢复，由高产低效向高品质高效率高效益农业渐进发展，实现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并确保在城镇的生存发展，不急不躁，稳步推进，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是一个充满前途、希望的地方、产业和职业。

第一个故事篇幅较长，只述译文如下：唐朝的刘晏说：“皇帝爱护老百姓，并不在于恩赐给老百姓东西，而是应该让他们耕种纺织。平常年景，征收赋税；灾荒年景的时候，减免赋税加以救济，在每个道中都设置知院官（注：分管农业的官职），每旬每月报告一次州县下雨、下雪、丰收或歉收的情况。当荒年歉收刚刚有发端苗头之时，掌管财政物资和支付的官吏，就根据往年盈余积蓄，提前下令免征某些税项物品，借贷给那些困难的农户。老百姓还尚未陷入困境的时候，就奏请朝廷把免除赋税的报告送上禀报请示了。喜欢议论的人就讽刺我刘晏不只是救济老百姓，而是以廉价送给老百姓。我则以为：善于治病的人，不能让病人到了危险病重的地步；善于救灾的人，不使老百姓靠救济款度灾过日。因为救济物资给少了，是不能够救人活命的；而救活的人多了，国家财政物资就会出现亏空短缺了，就不可能救（众多）人活命了；而救活的人越多，国家的收入反而减少了；国家收入减少了，又会再加重赋税的征收。况且发放的救济粮款愈多，那些贪图意外之财的官员都会联合起来营私舞弊，强横的人得到的多，懦弱的人得到的就少了，即使是刀锯架在眼前也都禁止不了。灾区所缺乏的是粮食，其它出产尚还存在，用贱低价格调卖出来，只凭人工气力，将产品转运到丰产的地区，或者留给官府自己使用，那国家的收入就不会短缺 了，再用它多换些粮食，运送到灾区让老百姓购买，将粮食运送到各地乡村中去，下至各家农户的农民手里促进生产（自救）。这些粮食不能让它流通到集市上去，否则被一个接一个地贩送到别的地方。这样做，自然就能够免除阻止饥荒饿死的事情发生了。”

   唐朝时的刘晏治国理政有方，对于灾荒的综合施策有一整套的办法，当灾荒有可能发生时就有各地天气的观察记录，先行对将会发生灾荒之地实行减轻税负之事，并贷予困维百姓以相应的物资，止灾于未然恶化之时，而当灾荒实际发生之时又有发放粮食救济、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的办法，包括救灾官吏选用必需是德才兼备、平素清廉、德高望重之人，以免救灾发放物资过程中趁火打劫、从中贪腐谋私。这些办法中共悉数继承并创新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饥荒大批百姓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从此再未发生，在各个地方都设置国家储备粮库，农业政策切实可行，粮食十多年来连年丰收，粮食储备足可以供给十三亿人民一年以上的口粮，这是几千年来史无前例的成就，同时还履行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国际卫生组织、难民署的粮食援助和流行疾病防治的实际行动，履行了大国担当的国际主义义务，盈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崇敬、尊重和赞赏，我国的经验成就也为联合国的千年计划树立了光辉典范，作为中华儿女倍感自豪。

原文：汉宣帝时，大司农耿寿昌，请粜三辅宏农诸群谷以京师，又合边郡筑仓，以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民甚便之。

译文：汉宣帝（公元前78年－前48年为帝）的时候，大司农耿寿昌要求京城周围三辅地区中的宏农郡等地，用生产的谷粮供应京城，又责成边境上的各郡都修筑粮仓。当粮价便宜的时候提高价格买入粮食储备起来；当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又降低价格卖出去。这种办法叫做“常平仓”，老百姓感到便利而受益。

古今中外对于关乎国计民生最为根本的粮食，都十分关注市场行情的动态变化，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抛售抢购、垄断操纵粮食供销市场，借机排挤打击其他商贩，从中牟取暴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无论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社会秩序动荡不稳的时候，不法资本家和用心叵测的粮商，上述搅乱市场，借机浑水摸鱼，大发不义之财的行为时有发生，国民党鉴于形势自然无法掌控而任由市场的混乱发展，共和国政府决然不会任市场的混乱局面恶化发展，这关乎到亿万人民的吃饭保障，从而关乎新政权的巩固，利用国家全局的财力，与不法资本家进行了一场场殊死搏斗，资本家的实力何以抵抗得了国家财力，价高时国家指令大量收购，即籴粮入库，待资本家正洋洋得意乐滋发财之际，国家低价抛售，即粜粮入市，而资本家高价时籴粮屯积过量还未粜粮之时，国家纷纷抛售低价，粜粮进入市场，资本家慌不择路跟市抛售，待其抛售到市场发生严重亏损时，已无力继续买空卖空，纷纷倒闭、叫苦不迭，甚而自杀绝命，演绎了精彩的市场生死决斗。这是我童年时犹新的记忆，是中共以民为本的生动体现，也是古人治国经验的继承、发扬和创新。

原文：宋乾道（注：宋孝宗 乾道号始于1165年）四年，朱公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贮货，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欠蠲其息之半，大饥尽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虽遇欠，民不缺食。诏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译文：宋孝宗乾道四年（注：公元1168年）朱熹向官府请求到“常平仓“米六百石，贮存起来用于借贷。夏天老百姓从常平仓借入粮食，到了冬天就加上利息偿还。遇到欠收的年景，减免利息的一半，遇到大饥荒的年景，利息全部免除。经过十四年之后，把从官府中代理来的六百石米全部归还回去了，还增加了储米三千一百石，借出去不再收息。因此，虽然遇到欠收之年，老百姓照常吃饱不饥。朝廷颁布诏书，命令各路区域都实行朱熹的社仓法。

几千年来，每当青黄不接时，老百姓常因口粮不足时吃青苗、喝稀粥、糠菜充饥，日餐三顿改为两顿等等无奈之举度过新粮没有成熟收获之时的断顿的困境。在粮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也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取消粮食定量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常平仓”的办法是缓解丰年、平年、小灾年、大灾年调剂余缺，避免饥荒灾难蔓延的好办法。按现在的说法叫作“粮食银行”，朱熹这位大理学家，同时也是德才兼备的好官，把“常平仓”的管理水平推到了极致，中共继承了朱熹等历代封建时代的经验，有了新的创新发展，如农户储粮设施条件较差，发生霉变损失的问题十分普遍，为此各级政府的地方粮站粮库把部分数月后才吃的余粮交予代为保管储存而不收或收极低的费用，待需要时凭据按需分期提货，农户不仅可以计划用粮，而且避免储存不善而蒙受意外损失，发展了 “粮食银行”做法，维护了全国人民的粮食安全以致国家安全。

原文：周显德中（注：后周太祖公元951年－960年，年号广顺为3年，显德年号为7年），淮南大饥，上命以米贷。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上曰：“民犹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解者？安必其偿哉？”

译文：五代后周显德年间，淮南发生大饥荒，皇帝命令借贷给老百姓谷米粮食。有人说：“老百姓都十分贫困，恐怕日后不能偿还。”皇上说：“老百姓就如同是我们的子女，哪里有子女遇危置困、痛苦急险的时候父母袖手不管而不去为其解救摆脱危难困境的呢？又何必一定要他们偿还呢？”

为官必为民作主，不作不为天不恕。封建时代皇帝都深谙这个天朝存废的道理。中共的根本宗旨就是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博大的胸怀拥抱关爱黎民百姓，不仅为老百姓衣食温饱而不懈努力，在温饱解决了以后，还要为老百姓的住行而努力奋斗，安居方可乐业，易行才能便捷，是中共已经并继续践行的目标，老百姓对美好的生活还有更多更高的期待，文化教育、健康医疗、现代信息共享、科技知识普及、德才综合素质的提高等。为此，中共已经作出了97年的奋力拼搏，即将实现全民小康，还将奔向全面复兴，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过程中，薪火相传，必将一一全部实现。

原文：宋曾子固通判越州，岁饥，度常平不足以赈给，而田野之人，不能皆于城郭，至者群聚，又有疾厉之虞。前期谕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