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坛，活跃着许多著名的先行者，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年代，纷纷将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理解寄情于自己的诗中，从中我们可以欣赏到诗人们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触摸到在那个纷乱的年代里诗人们晦涩隐郁的内心世界，其中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闻一多就是这众多诗人中璀璨的明星。
徐志摩是贯穿新月派前后期的重要人物。他热烈追求爱、自由与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诗歌表达与他活泼好动、潇洒空灵的个性及不受羁绊的才华和谐地统一，形成了徐志摩诗特有的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
闻一多则活跃于新月派的前期，即 1927 年以前，他是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之一。 这一诗人群的代表诗人除徐志摩和闻一多以外，还有朱湘、饶孟侃等人，他们高举“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的旗帜，中国的新诗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其矛头所向，是他们所谓的感伤主义与伪浪漫主义，也即诗歌中情感的过分泛滥，以及不加节制的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适宜，新月派明确地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高扬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徐志摩和闻一多的创作既体现出一致的同一性，又有着迥然的不同。
一
运用不同意象，凸显各自的聚焦点，展示迥异的人生取向和艺术气质。
“象”在《老子》中就曾被提到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这里的象就是形象，而所谓“意象”，魏晋南北朝时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有过论述：“……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使。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2]在这里的“意”就是意象，神思构成意象，而意象则产生文辞。从神思到意象再到言辞，是创作的三阶段，如何达到三者的水乳交融，且能够从中国传统美学的范畴立足，对这三者进行相关的阐释和拓展，就能体现作家的艺术造诣和功底。
在诗作中，徐诗大多表现出自然清新的人文情怀，在不经意中流泻出自然界的纯真和美好。他所选取的意象大多是和纯洁、真情紧密相连。在《雪花的快乐》一诗中，诗人首先呈现了雪花独立而坚定的尊严和追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雪花在中国传统意象中，总是轻佻、虚幻的象征。而在徐志摩的笔下，作为轻盈的一朵雪花，就变成活泼可爱的小精灵，自主独立地走向自己的人生，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诗人在写作此诗时，正处于收获了陆小曼的爱情果实之时，心情之舒畅和欢愉不言而喻。用雪花作为自我心绪的寄托意象，显得不落俗套，清新怡人，使人耳目一新。“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恋爱中的诗人是细腻和温柔的，用雪花自比，表现对爱人的依恋，而这种依恋、温情和雪花所具备的物理特性正好相吻合，雪花作为真真切切的实物和虚幻飘渺的爱情就有了血脉相通的关联点，把这两者进行交融，达到了真挚可感的艺术魅力。
在闻一多的诗作中，意象的选取则更多地和中国传统意象的象征意味相吻合，因而和徐诗相比，缺乏了新意和创造性。《太阳吟》中抒情主人公就利用太阳意象表达对祖国思念的情绪。用太阳和月亮进行思乡是中国传统文人一贯的情感表现。 “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又加了他十二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烘干了小草尖头的露水，可烘得干游子的冷泪盈眶！”强烈的思乡之情跃然纸上，和徐志摩之诗的含蓄灵动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诗人通过与太阳的对话真切地宣泄出内心的感情，报怨太阳走得太快，可又希望太阳跑得更快一些，因为自己就可以骑着太阳“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又希望太阳烧得再热一些，可再热也烘不干游子日日相伴的冷泪；又牵挂着家乡的太阳是否“依然无恙”，是否也“裹了秋装？”牵肠挂肚的问候中透出的浓浓的对家乡的思念。最终诗人的感情更加激昂，“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我的家乡不在地上，乃在天上。”抒情主人公虽然在字里行间渗透着浓浓的思乡之情，但和徐诗相比，意象的选取上并没有反其道行之，带有很浓郁的传统意象的象征意义。从中可看出徐诗意象运用的特立独行。
二
行诗过程情感的流泻方式不同，展示出徐诗的含蓄性和多义性。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发展也是历久弥新，尤其是进入到现代以来，从世纪初新诗的尝试，到20年代的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月派，再到30年代的戴望舒、卞之琳与现代派诗，直至40年代的穆旦与九叶派。新诗的发展从艺术风格上历经反复，总是在不断地创新和变革。诗歌是最讲究意境的一种文学样式，多义性和含蓄的情感流泻最能体现抒情主人公的艺术创造力和诗歌魅力。
而以徐志摩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的诗歌坚持着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后期新月派是前期新月派的继续与发展。它以 1928 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新诗栏及 1930 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其基本成员除前期新月派的徐志摩、饶孟侃、林徽因等老诗人外，主要有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他们大部分是徐志摩的学生或晚辈，后期新月派可以说是以徐志摩为主要旗帜的。1931 年 9 月陈梦家编选了《新月诗选》，入选前后期新月派主要诗人代表作 18 家 80 首，在一般视为后期新月派的诗歌宣言书的“序言”里，做了理论上的论述，在宣称“主张本质的纯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的同时，又申明 “我们决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后期新月派年轻诗人的创作中，也出现了向自由诗发展的趋向。这是后期新月派的战斗宣言，严正地体现出严谨的风格主张。
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发表于1928年3月10日，是一首英国民谣体诗歌。在作家作品研究领域普遍认为这是诗人徐志摩对自己的初恋故事之自述的一首诗歌，主题则是对感情世界的困惑，普遍认为这个故事中的“她”就是林徽因！“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这是诗人恋爱初期的如梦如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的梦里的光辉。”多么甜美的恋爱。“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醉!” 对方的负心，让诗人尝到了失恋的悲伤。“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林徽因最终选择了与梁思成赴美升学，这个决定，等于宣判了这个恋爱故事的终结，在回天乏力下，诗人只能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最后是美梦的彻底破灭而生命暗淡无光，步步写来，真是悲伤至极！整首诗就是一个恋爱的过程。但是如若从诗歌的多义性来理解，梦里的理想不一定非是爱人不可，可以是对自己人生命运的回顾，从希冀到成功，再到幻灭。也可以是诗人追求的人生理想的全过程，从理想的实现到破碎的历程，从信心百倍到黯然神伤，也可能诗人各种纷繁复杂的不幸的累积，字里行间流露出幻灭的空虚感，迷茫的感伤情绪，这也是后期新月派的典型诗感与诗绪。所以抒情主人公的心绪是暧昧而隐晦的，不能仅仅说“她”就是林徽因。情感的流泻和表达自然自由，哀婉回环的基调弥漫全诗。
而同时期的闻一多，则是彻底而直白地表露出对祖国的热爱和痛心。1925年,年轻的闻一多从美国回来，本是迫切地希望投入祖国的怀抱，但一踏上这片魂牵梦绕的热土，诗人看到的却是血流成河，满目疮痍，在《发现》一诗中，抒情主人公把自己内心的愤懑和痛苦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一系列的排比，颇有气势，质疑和绝望力透纸背。“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一句一句的反驳，一句一句的否定，从中凸显出诗人的极度失望和痛心。“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奔放和愤懑在忧愤中一步步升华，情绪走向激昂，虽有无止境的悲愤，却并不消沉，在反复咏叹中表达爱国的激情。
通过比照，徐诗和闻诗在行诗过程中对情感的宣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闻一多通过直接的感情书写表达具体而单一的意象，徐志摩的诗则含蓄而多义，贯彻了诗歌深厚的美学底蕴，体现出诗人不受约束引吭高歌的激情和对人生的无限热爱。
三
诗人的经历、气质、个性以及对人生不同的价值取向是造成两人不同的重要原因。
徐志摩是个多血质的诗人，他热爱生活，敏感多情，推崇清新浪漫、意象朦胧、形式多样、真挚充沛的诗风。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个人自由的向往无人能及，对哈代、罗曼·罗兰、罗素、泰戈尔、卢梭、尼采、托尔斯泰等人十分崇拜。在向往英美式民主自由的同时，又对个人性灵最大自由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胡适就说过徐志摩一生的历史是“单纯信仰”（胡适：《追忆志摩》，《新月月刊》第4卷第1期）的历史，而这一生的追求就是对爱、美、自由的追求。爱情与自由、美与自由本质是同性的，对爱情的讴歌就是对自由和美的颂扬和美誉。这些所谓的单纯信仰在无意识中构筑了徐志摩在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体现出文学的最打动人的魅力。
闻一多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源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早在清华读书期间就是一个积极的爱国者，他的爱国诗，也可以从他在美国创作的诗歌溯源。同时闻一多的爱国思想也得力于“五四”运动爱国的、民主的精神鼓舞。他的爱国之作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是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思想情绪的典型反映。再加之个人修养和喜好，他对杜甫、陆游等爱国诗人的作品情有独钟，导致闻一多的诗总是通过深刻展露自我心灵历程来多方面反映其爱国思想，而文学带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务必和抒情主人公真实的心灵流泻隔膜了，所以诗作就会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突破文学的真性灵和经典魅力。
纵观徐志摩和闻一多的诗歌，同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两人在具体创作上却出现了迥异的表达，因而对两位诗人的比较和解读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从中也凸显出前者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蚌埠民建安财支部会员、蚌埠民建理论研究专委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