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民建专职副主委李霞在民建安徽省委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座谈会上的辅导讲座（有删节）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持续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宣告结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奉行一条假和平、真内战的路线，一边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边部署兵力，准备内战。作为重庆谈判的成果，“双十协定”刚签，蒋介石就下发了军事进攻的密令，撕毁刚刚签订的“双十协定”，以80万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公开发动内战。经过同国民党军队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1948年4月30日，为迎接全国解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完成了民主党派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转变。下面我想围绕“五一口号”发布前后民主党派政治立场的转变谈三个问题：

一、民主党派的主要特点及其“中间路线”的产生与破灭

（一）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力量的重新结集及其主要特点

抗争胜利后，和平与民主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呼声。1945年4月23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只有成立联合政府，才是目前中国时局的出路。形势的发展促使一批民主人士认识到应该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的力量，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批新的政党组织如民建、民进、九三学社、民革、台盟等宣告成立，再加上抗战胜利之前已经成立的民盟和致公党，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政党史上的重要时期，民主党派成长为国共之外另一个影响中国发展走向的重要力量。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各民主党派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它们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阶级联盟性这一特点决定了民主党派内部有进步、中间、落后的政治分野，不是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第二，民主党派最初的政治纲领具有两面性，而以进步、民主性为其主导方面。他们主张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主张团结抗日，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同时，一些政党最初的政治纲领也带有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色彩。这一特定决定了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具有摇摆性，首先会选择走“中间路线”。

第三，民主党派从成立起就与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经历了由初期的联共反蒋、中期的完全支持中共到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过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间势力既然没有形成独立强大的政治力量，就必然向着两极分化，没有独立发展的余地。这一特定决定了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迟早会破灭的。

（二）民主党派“中间路线”的产生与破灭

抗战胜利后，当中国面临向何处去，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走到一起，一道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要求以党派政治会议和联合政府解决国内民主问题，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但不可否认，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民主党派内部以及无党派人士中，也有一些人仍然对美国和国民党存在着某种幻想，对共产党能否最终胜利则心存疑虑，一些人更加产生了走“中间路线”的幻想。“中间路线”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多党的议会制、内阁制；在经济上反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提出在确保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新式”、“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

最后的事实证明，“中间路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1947年3月，蒋介石强迫共产党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中共代表在撤离前，将房产交由民盟代管。中共代表团撤离后，民盟便成为国民党的主要迫害对象。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限令民盟成员登记自首。11月6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被迫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民革、民建、民进、民促、农工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施复量等宣传“中间路线”的人兑现诺言，由“中间偏左”转向“中共革命路线一边倒”。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沈钧儒被推为大会主席，章伯钧作《政治报告》，反对中立的态度和所谓中间路线，指出民盟与国民党“实已到了无法并存的境地了”，“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同时，我们也承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他许多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友军。”民盟政治立场的转变，预示着各民主党派都将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道路。

二、“五一口号”的发布与响应

（一）“五一口号”的起草与修改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1948年上半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战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1948年3、4月间，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此时，一些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这些意见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邀请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按照惯例，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前，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对纪念这一节日作出专门规定。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夕，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给中央发来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电文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重视，认为国民党统治即将崩溃，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时候了。于是，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起草“五一口号”。初稿一共24条，内容主要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向各方面表述致敬和问候。

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他将目光停留在第5条、第23条和第24条上。第5条内容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23条内容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24条内容是：“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上。

毛泽东将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划掉。将第24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重要作用的清醒认识。

（二）“五一口号”的发布与响应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五一口号”传到香港后，在港民主人士进行了热烈讨论。5月5日，民革负责人李济深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代表各自的党派，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并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一呼百应，纷纷以各种方式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积极推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各民主党派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过程中，对“第三条路线”进行了彻底批判，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说：革命究竟由谁来领导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说，中国共产党应是新政协的“当然的领导者”。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在一次有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说，我们赢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承认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这一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重要历史关头，“五一口号”的发布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在多党合作、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抛弃“第三条路线”幻想、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成了民主党派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诞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三、风雨同舟、共商建国

（一）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告别“中间路线”后，各民主党派发挥各自优势，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革命战争，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民主党派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一是建立武装。为配合解放军作战，从1948年初开始，民革、民盟、农工党等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建立起数十支反蒋武装。

二是配合策反。由于过去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渊源，民主人士同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将领有着各种联系。为了瓦解国民党军队，他们在中共的领导或配合下，通过多种渠道，从国民党内部开展策反工作。

三是收集情报。各民主党派利用他们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为中共收集重要军事情报。

四是劝留工商业者。当时在国民党耀眼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城市都有资本家准备将企业迁走，转移资金物资去南方或海外。针对这种情况，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在北京发表了广播演讲，宣传解放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号召上海和大城市的工商业家留下来迎接解放。上海、武汉、重庆等的民建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动员他们不要听信谣言，消除他们的疑惧心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输送人才物资。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解放区急需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各民主党派利用各种渠道，向解放区或游击队输送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同时，各民主党派积极从物资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通过各种途径将大量枪械弹药、药品等物资输送到解放区或直接交给解放军。

（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陆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这时开始，筹备新政协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筹备新政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在解放区以外、尤其是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及时、安全地护送到解放区。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从1948年8月起，远在香港和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纷纷踏上了到解放区的征程。

（三）筹备召开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他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由中共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组成。9月20日，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尘埃落定，共有45个单位，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其中，中共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约占26%，民主党派约占3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会议还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四项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人民委员和政务院组成人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在中国政党史和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的民主党派已不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或“不合法团体”，而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共共同肩负起管理国家、建设国家重任的参政党。同时，在尚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肩负起了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作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载入史册。其后，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作用，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语：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70个春秋，弹指一挥间。70年前，各民主党派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协商国是的过程中，自觉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谱写了一曲激动人心的交响乐。70年间，任凭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这首交响乐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70年后的今天，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7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古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最关键的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和完善好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华美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