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爷爷曹霖一生坎坷但颇有成就。

爷爷曹霖1956年加入民主建国会，曾担任过民建蚌埠市委第五、六、七届主任委员；民建安徽省委第三、四届常务委员；安徽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蚌埠市政协第七、八届副主席。

爷爷和奶奶相濡以沫，含薪茹苦，共养育了八个儿子，如今，后世曹氏子孙有50多人，是个典型的和谐的大家庭。

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今年，曹氏子孙在“曹家大院”微信群相约，届时去平山公墓，祭奠爷爷。

我很早就想追寻爹爹的故事，从父辈的口中，从蚌埠民建老同志的文章里，我才得知：爷爷做为民主党派人士，凭借自己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忘合作初心，穷尽毕生精力，跟着共产党创办蚌埠的医药实业，他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用青春和热血谱写出人生华章。

回顾爷爷曹霖的一生，爷爷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更加清晰、丰满、高大。

苦难岁月

爷爷曹霖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远城关衙前街“学巷”的一个平民家庭。家境贫寒，勉强裹腹已属不易，7岁那年，爷爷的奶奶和婶婶才东拼西凑，好不容易算给爷爷缴纳了学费，爷爷有幸进入怀远“锦绣小学”捧起书本，立志发愤苦读。可惜好景不长，捱过5年，还未等到小学毕业，实在是无钱缴纳学费，爷爷为此而辍学。后来，想方设法再求到一个私塾先生的门下，廉价又学了两年。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国破家亡，腥红的太阳旗彻底毁灭了爷爷的求学梦，随后，举家由怀远迁往蚌埠，蜗居华丰街，一家人以手工浇铸“洋碱块”来变卖度日。爷爷十六岁在蚌埠街的“立安”诊所当学徒，十八岁就成了“生生药房”的台柱子。经商客为本，售货诚为先。爷爷恪守信誉，叟幼无欺，逐渐积累了从商的经验，积攒了沾满汗渍的部分本钱。

1942年底的一天。生生药房的店铺里，来了二、三个身着长衫的外地顾客。爷爷见有人前来购药，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寒暄过后，谈到彼此融洽，话语投机之时，领头的那人便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摸索出一张小纸条，指弹纸单，操着浓浓地苏北口音低声问道：“曹先生，您给看看，能帮忙从贵店代办、配齐这些药品吗？”

爷爷接单扫眼一看，大多有货，略一思索，便满口应承：“可以，可以。”“那好，定金留下，晚上我们再来取货，拜托了。”那人爽快应曰，示意另外一人留下了足够的货款，然后，抱拳揖别，很快地消失在摩肩擦踵的人群之中。

来人走后，初始，爷爷不大在意，没及思索向更深的层次考虑，便认认真真地按单配药，包装打点，忙得不亦乐乎。果然，当天晚上，来人取走了所购的药品。临别，来人相约，很快还要再来购买大宗药品，问爷爷能否继续帮忙，爷爷满口答应。打那以后，这批言而有信，做生意地道的外地人就隔三岔五地扛着半麻袋半麻袋市面上流通的“储备券”前来生生药房“进货”，从不拖欠分文。

渐渐，爷爷迷惑起来，这些人显然不像是跑单帮的商人，他们所购的药品、药材大多是消炎片、消炎粉、药棉、止痛片等外伤药品，难道他们是？爷爷仿佛明白了什么。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攻坚阶段，供应陌生人这些大宗战时禁忌药品，一旦被查处，那可是“通匪”的罪名，是要掉脑袋的呵。然而，爷爷凭借自己的机警和智慧，尽可能地满足了这批外地人的要求。这种心照不宣的秘密交往，持续了两年之久。终于有一天，爷爷的猜测被证实了，来人取货走后，爷爷开始轧帐，突然，在柜台的算盘下发现了一张毛边纸印刷的解放区的报纸，里面还夹着一张小纸条：“曹先生，感谢了，若是有空的话，欢迎到‘这边’来玩玩。”爷爷通过这张来自解放区的毛边纸印刷的报纸所传递出的信息，加深了对解放区，对八路军，对共产党的感性认识，爷爷朴素的感情由朦胧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有了日后升华的基础。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此后，爷爷参与了由七八个股东的合资扩办。也就是在二马路，生生药房扩大了规模，生意渐渐红火。

全国解放后，脱了长衫，改穿军便服干部装的那位苏北人还专门来到爷爷所在的生生药房的柜上，他紧紧握着爷爷的双手，亲切之至，再三表示感激之情：曹先生，你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忘记朋友的，好好干吧，工商业者大有所为。

艰苦创业

1948年底，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9年1月20日，解放军渡过淮河，皖北重镇蚌埠解放。这期间，有些老板股东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心存疑虑，不想干了，纷纷抽资，另谋出路。而爷爷却对共产党人的政策和康民药房的发展充满信心。

做为民主党派人士，爷爷能一生跟着共产党办医药实业。爷爷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跟着共产党干是不会错的。这个信念爷爷坚持下来。

1956年，爷爷加入了民主建国会，踊跃参与积极接受党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久，公私合营掀起了阵阵热浪，爷爷被调进国营蚌埠市医药公司担任业务科副科长，分管进货，负责皖北这一片的药物供应。当时，蚌埠市医药公司只有一个书记，一个经理，两个业务科长。但不久，经理和科长相继调到商业局去了，因此，整个医药公司的业务工作，实际上就落在了爷爷一人的肩上，难怪有人戏谑地评价：“老曹是不是经理的经理。”此间，由于爷爷市场意识强，崭露出了业务能力和管理才华，32岁的爷爷还光荣地被选为蚌埠市第一次人民代表、第二次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两本代表证书，做为历史见证，于2013年收藏于蚌埠市档案馆。

 建国之初，百业凋敝，满目疮痍。为医治战争的创伤，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国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重视经济建设，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口号。然而，国力困厄，基础薄弱，物质奇缺。药品的计划调拨，难以满足四面八方的需求量。盘尼西林、链霉素等紧俏进口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杯水车薪，难以应急。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前苏联援建的“华北制药厂”，就连所需的部分制药原料也要被动地依赖进口，生产能力受限，调拨运输周转缓慢，远水不解近渴。那时，爷爷暗暗下定目标：自己办个药厂，尽快缓解蚌埠地区常规药物的匮乏！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党号召大办地方工业。顺时利势，爷爷不失时机地正式向蚌埠市商业局领导提出了“办一个药厂”的建议，得到首肯，领导指派爷爷负责组建，爷爷一面抓医药公司的业务，一面进行紧张地筹备，五十年代，在蚌埠建厂制药，开了蚌埠的历史先河！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场地，谈何容易，样样得靠自力更生。爷爷凭借多年经营药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国庆街租了四间民房，“淮河制药厂”正式挂牌了，办药厂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那时的爷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因为，这是蚌埠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制药厂呵，白手起家，爷爷就此完成了珠城医药工业的奠基。由此而成为蚌埠医药工业生产的主要奠基人。

艰苦创业之始，爷爷在调剂和洽谈业务时得知某地急需60吨DDT的信息，于是，爷爷当机立断，果断地与需方签订了供货合同，然后，采取紧急措施，从商业局调了十几个人，经过积极地组织生产，如期交货。旗开得胜，一结帐，嗨，尽赚30000元！头一笔生意的成功，意味着“淮河制药厂”扬起了起航的征帆，爷爷被任命为淮河制药厂副厂长。

锋芒初露，爷爷信心倍增，又招来十余名家属，发动众人把各家各户的缝纫机抬来，用医药公司供应的纱布，批量加工口罩，供不应求。随着生产的发展，又逐步增添了一些必不可少的设备，生产中药配剂、酊水糖浆等，当年盈利60000元，除了还掉5000元启动资金的借款，又扩大了生产规模。接着，爷爷采取滚雪球的办法，结合实际情况，租赁国庆街老淮委的一处二进院落做为厂房，以教会的10间教堂当仓库，招了200多名工人，开始扩大再生产。短短三年，淮河制药厂累计向国家上缴了99.6万元的利润，被市里评为商业系统的“红旗单位”。淮河制药厂名声远播，成了“样板”。

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爷爷领导的“淮河制药厂”与跃进年后期开办的“卫星药厂”合并，改名为“蚌埠制药厂”，爷爷依旧担任副厂长，分管财务、供销和一个主要生产车间。

摊子变大了，责任也相对与日俱增，因此，爷爷励精图治，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广开生产门路，扩大适销对路的产品。针对当时资源上的严重匮乏，爷爷显示出了卓越的管理才华，令行必果，力挽狂澜，身心疲惫，白天黑夜超负荷运转。在全厂工友的共同努力下，蚌埠制药厂终于顺利地渡过了难关。产销日上，利润逐年递增，几年之间，鸟枪换炮，今非比昔。设备换代，简易工棚翻新扩展至1800平方米，还建造了职工礼堂，产品也由原先的单一化拓展到几大类近百个品种，固定资产猛增到60万元，蚌埠制药厂几年间累计就向国家上缴利润1000多万元。

历经磨难

    “文化大革命”狂飚骤起，泥沙俱下，飞砂走石，黑白混淆。“资本家”、“假红旗”、“当权派”、“黑样板”，一顶顶帽子向爷爷飞来，重重地戴在了爷爷的头上。爷爷懵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工商业者，怎么成了革命的对象？

爷爷身处逆境，被撤了职，陷入了深深的泥沼。 “革命左派”又勒令爷爷在最脏最累的工序超负荷地强制劳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受此磨难，爷爷寝食不安，身体素质急骤下降，超常的劳动强度爷爷都挺过来了。然而，长期精神紧张、过度的劳累、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病魔开始在爷爷的体内肆虐，皮质下中枢功能紊乱，导致消化道局部营养不良，粘膜溃疡侵蚀血管，先后8次引起上消化道大量出血。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71年，爷爷在劳动之时，突感脚下一软，眼前一黑仆倒于地，跌成脑震荡，晕厥过去不醒人事。消化道溃疡并发大出血，爷爷被送往医院抢救。输氧输液，爷爷昏迷了15个昼夜，九死而一生。事后，爷爷却风趣地说：与死神打了个照面。那时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奶奶要到处借粮、借钱才能勉强维持。奶奶一边照顾住院的爷爷一边上班，还要回家做饭。工友们偷偷来医院看望爷爷，劝告奶奶，生怕奶奶想不开：“孙尚利，你可要挺住，还有八个孩子，曹厂长是好人。”奶奶说：“自从我嫁给老曹，他就没做过坏事，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不怕，你们放心。”

昏迷15天后，爷爷醒来一看，竟然不知身居何处，当别人告诉爷爷详情，待爷爷看到胳膊上悬的输液瓶时，却禁不住笑了，因为，用于静脉输液的葡萄糖盐水瓶子上，赫然贴着“蚌埠制药厂”的厂标！拯救爷爷所用的药品，正是自己厂里生产的。

1971年底，爷爷被宣布“解放”了，重新回到久违了的工作岗位。驻厂工作队分配给爷爷复出后的第一件艰巨的工作是──负责清理厂区成堆累年积压的工业垃圾。蚊蝇孳生臭气熏天的垃圾场上，爷爷心如刀绞，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工厂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真是心痛啊。痛定思痛，爷爷顾不得脏，东翻翻，西看看。爷爷带领工友们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分拣清理，结果，竟回收资金2万多元，并且利用这笔款项，在清理出的500多平方米的场地上建起了10多间简易库房，有效地缓解了当时库容不足的困难。职工们看到整洁的厂容，崭新的库房，异口同声地赞叹：“还是曹厂长有办法！”。

1973年，投资额70万元兴建的“蚌埠第二制药厂”建成投产，曹霖调到该厂，然而，这个厂生产管理混乱，派性干扰严重。200多人的小厂，4年时间竟亏损260多万元，确实成了老大难，搞得是上级叹气，工人生气，1977年亏损60万元，1978年市计委下达的亏损指标为30万，但到4月份就又亏损了24万。当时，爷爷虽被解放，却被降职使用，任供销科副科长。爷爷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连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品种少、产量低、消耗大、成本高，要扭转必须调整产品结构，扩大品种，加强核算，强化管理。爷爷大胆建议厂长，把原先生产的双氢链霉素停下来，改产庆大霉素，经考察，此计可行，当即改产，经过紧张的设备改造，6月份即正式投产庆大霉素，年终，不仅收回了1─4月份已经亏损的24万元，而且盈利了2万多元，年产2吨潘生丁的产量也提高到5吨，从此甩掉了连年亏损的帽子。

1979年夏，蚌埠第二制药厂又遇到了新的挑战，淮河流域遭到多年未遇的旱灾，淮河水位下降，河床裸露，沿途大量工业、生活废水流进，淮河水质严重污染，对药厂的生产构成威胁。由于庆大霉素染菌率升高，产量下降，原粉生产供应不上水针车间的需要，这样势必影响生产计划，难以执行商业供货合同。这时，爷爷认为：宁可向外地厂家求援，购进庆大霉素原粉补充缺口，虽水针剂成本有所提高，也不能坐视停产受损。实践再次应证了爷爷驾驭企业风云变幻的应变能力和超常的领导管理才干，二药厂不但没有中断生产，而且还为企业增收20多万元。年底，蚌埠市化工局任命爷爷为该厂副厂长，主管供销、财务、企管三大部分。复职伊始，爷爷就开始大刀阔斧地依据市场信息及经济规律从严管理，集多年办厂之实践经验，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每月的生产调度会，爷爷都详细分析和通报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并对每个产品的成就和不足提出要求，务使各项指标赶超同行业、同品种的先进水平，同时，爷爷注重实行工效挂钩，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此后，蚌埠第二制药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经济指标连年攀升，药品种类不断扩大，产量持续增长，利润大幅上扬，获利颇丰。

实至名归

1981年1月，爷爷被民建安徽省委推选出席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领导的亲切接见。回皖后，爷爷在省里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做了题为《对“实至名归”的感受和体会》的专题汇报，传达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会议盛况。

1984年，爷爷在调入民建蚌埠市委机关工作之际，蚌埠第二制药厂已有VC、潘生丁、抗菌素、合成药、针剂、片剂等8个专业化生产车间，其畅销国内外市场的产品多达100余种，成为全国制药药行业79家重点企业之一，在全省众多医药行业排名第二。

1984年12月，民建蚌埠市委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爷爷当选为民建第五届蚌埠市委会主任委员。步入政坛之后，爷爷代表民建全体会员参加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活动。从事民主党派工作，爷爷既感到新鲜，又感到责任重大。不仅要做好民建领导工作，还要处理民建与工商联共同为安置城镇待业青年就业而兴办的经济实体。爷爷一方面努力学习政治，熟悉民主党派工作，与工商联密切合作，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同时依靠民建的干部力量，充分发挥民建参政党作用，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另一方面拿出较大部分精力用来发展经济实体。短短几年，民建在原有自办经济实体国强商店、六一童装厂的基础上，又新办了建联公司、爱建批发部、华谊商场3个经济实体，安置待业青年200多人就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年一直居于全省民建、工商联自办的经济实体榜首，并且在发展经济、扩大积累的基础上，没用国家拨一分钱，在淮河路原址改造了一幢6层商住大楼，大大地扩充和改善了商企的经营面积和民建机关的办公环境。大楼的建成，赢得了社会普遍关注和好评。

此后的十多年间，爷爷担任过民建蚌埠市委第五、六、七届主任委员；民建安徽省委第三、四届常务委员；安徽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蚌埠市政协第七、八届副主席。

爷爷还是民建全国“四大”、“五大”、“六大”代表，特别是1983年民建“四大”召开之际，爷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91年10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到蚌埠视察工作，接见市党政领导时，爷爷也在座，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爷爷的人生坎坷、跌宕起伏，从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直至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虽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却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为民主党派人士，爷爷能一生跟着共产党创办医药实业，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爷爷的一生爱家、爱会、爱党、爱国，艰苦创业、奋斗不息、一身正气、襟怀坦荡善于创新和创造，实业报国，这正是老一代民族工商业者的精神所在，爷爷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爷爷虽已离去，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薪火传承

临近清明，2017年3月26日，后世曹氏子孙按照“曹家大院”微信群的约定，手捧鲜花，络绎来到爷爷奶奶的墓前。叔叔、大爷们清扫墓碑、摆放供果。我把鲜花摆放在爷爷奶奶的墓碑前，墓碑上有爷爷奶奶的照片。我静静地凝视爷爷奶奶慈祥的样子，爷爷的脸庞这样熟悉，他曾无数次出现在我脑海里，笑吟吟的看着我。 今天的爷爷，还是这样带着笑意看着我，我不由得打开记忆之闸。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大家庭里孩子多，吃饭是一件大事。爷爷无论职位高低，只要一下班回到家戴上围裙就进厨房，帮奶奶炒菜烧饭。奶奶孙尚利从十七岁嫁给我爷爷，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从未红过脸吵过架。在那个年代，八个儿子，奶奶生活的艰辛和劳累不是常人能比的。奶奶一生始终坚定地支持爷爷。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人，总是拥有无限的智慧和创造性。身教重于言教，在爷爷的影响下，大爷叔叔们动手能力都很强，个个都是烧饭做菜的好手，煎炒烹炸样样在行。不仅是烧饭，其它手艺活也不在话下。就说我的父亲，在爷爷八个儿子中排行老三，七十年代，我们姊妹三个小时候没有儿童车。爸爸就动手用钢筋和角铁焊了一辆儿童车，钢筋外面缠上红色的塑料皮子，中间嵌上木板可坐可躺，一边一个可以坐两个孩子，即美观又实用，当年在县城推出去，真是引得大家围观。八十年代爸爸又买来木料，弹簧，海绵和棕，自己动手做沙发，外面用缝纫机做了红黑格子的布套。这两只沙发舒适、耐用、漂亮，在我家用了很多年，怀念至今。

我在蚌埠工作以后，父母还在县城，那时奶奶已经去世了，我就住在爷爷家，和爷爷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那时的爷爷年逾古稀，鬓发霜染但气质超凡，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爷爷任民建蚌埠市委名誉主委，他一如既往的关心民建的发展。爷爷平时言语不多，在对子孙们的教育上，从未见他有过多说教或是多么严厉的批评过谁，爷爷一身正气，做事言必行，行必果，自有那份威严。孩子们谁有事，爷爷只一个表情寥寥数语，孩子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爷爷没有女儿，对我这个孙女，他关爱有加，那时经常还能吃到爹爹烧的菜，直至我从爷爷家出嫁。我出嫁那天，大家庭的亲戚来了好多，爷爷穿着西装，笑眯眯的跟我们合影。结婚后，我和爱人也经常去看爷爷，带些爷爷爱喝的酒或茶叶，每次爷爷见到我们都很高兴。有一年冬天，我给爷爷买了一件羽绒背心，爷爷很喜欢，直接穿在身上了。

 2007年3月30日，爷爷病逝于蚌埠，享年84岁。我敬爱的爷爷离我们而去，举家悲恸。

爷爷去世后第二年，我的爱人鼓励我加入民建组织，2008年，我光荣的加入了蚌埠民建这个大家庭。我热心会务工作，积极参政议政，组织会员参加社会服务工作、奉献社会，在组织的培养下，我先后任支部委员、支部主委和市委委员。

冥冥之中自有注定。

继承爷爷的遗志，传承民建精神。爷爷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可是在我心里，他从未离开过。无论我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爷爷面带微笑的脸庞总会出现在我脑海中，他笑盈盈的看着我，给我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三爷爷来了”。一声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三爷爷（爷爷的三弟）一家如约到来。三爷爷今年九十一岁，是蚌埠民建年龄最长得的会员之一。2016年底，我和三爷爷祖孙俩一起参加了民建蚌埠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三爷爷主动提出，要参加爷爷十周年的祭奠，和大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三爷爷的女儿，我的堂姑姑曹荣霞也来了，她也是蚌埠民建会员。在民建迎春联欢会上，堂姑姑和我同台演出，她跳的是“水兵舞”，我跳的是“大红枣儿甜又香”。

一蔟蔟鲜花摆满爷爷奶奶的墓前，爷爷的八个儿子都到了，加上三爷爷一家，大家庭相约云集。

四叔宣布祭奠仪式开始：集体默哀，然后，二大爷宣读祭文。然后按家庭长幼顺序，依次祭拜爷爷奶奶。

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浓缩了爷爷跟着共产党奋斗不息、跌宕起伏的人生，也包含了太多的当时我还不知道的内容。

大家庭相聚在爷爷的墓碑前，我们祖孙三代民建人相聚在这里，爷爷的在天之灵应该会感到欣慰吧！

不忘合作初心，传承民建精神。

爷爷的精神将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世子孙！

我真真切切感觉到，爷爷的生命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