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以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五个经济周期，而每个周期都是与国家宏观调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改革促使产权结构发生改变以及价格管制进一步放开，一方面让地方和企业有了更多自主权，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促进投资、消费和信贷的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放开的市场价格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往往高于政府定价，导致CPI高速增长。因此，必须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为改革提供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而反之，改革后的市场体系和多种经济主体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宏观调控的压力。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进行，关键在于宏观调控的方法是否恰当，措施是否及时，力度是否适度。现以这三十年的GDP和CPI增长率的变化为参考，深入了解宏观调控的起因和作用。

1977至1981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一次宏观调控。1977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加快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目标，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当年的GDP增长率达到了11.7%的历史高位。但是当时的增长主要受社会投资特别是国家提出发展大规模装备制造业的影响，盲目扩大进口导致出现1979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由此造成投资和消费的过热，到1980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达到了7.5%。中央从1979年开始采取措施，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1980年底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降低各项指标，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并发行48亿元国库卷，冻结企业和居民的余钱，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这些措施实施之后，GDP和物价指数的增长率都在1981年开始下降。

1982至1986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二次宏观调控。1982年之后，随着以国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且共同繁荣的方针提出后，改革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也逐步发展，这些因素促使经济在经历短暂调整之后，很快进入高速增长，并在1984年达到顶峰，随后迅速滑落。原因是国家提出扩大专业银行的贷款自主权，俗称“拨改贷”，并规定今后中央银行给与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将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为基数，为此银行业在84年盲目扩张信贷规模，其中12月份同比增长84.4%。加之中央将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导致项目投资重新回温。同时，企业在工资、奖金方面的自主权也在扩大，并同样以84年的工资奖金总额为基数，企业于是突击提工资发奖金，引发信贷、投资和消费的急剧扩张，1984年的GDP增长率升高到了15.2%，并在接下来的一年物价突升。1985年，国务院出台各项措施，抑制物价上涨，并大力压缩基建项目，央行加强了贷款额度的控制，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物价和GDP趋于平缓。而在86年之后，国家没有继续出台相关的严控措施，反而是贷款银根有所松动，GDP和CPI重新抬头。

1987至1990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三次宏观调控。起因就是上轮宏观调控不够彻底，以及1988年实行的“价格闯关”改革，大多数商品由较低的政府定价转变为较高的市场价格，导致建国历来最大的一次抢购风潮，当年的CPI增长率飙升到18.8%，创下历史纪录。于是，在价格战之后不久，同年9月份，国家就决定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政策，俗称“硬着陆”，严格项目审批制度，压缩投资规模，对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并严控信贷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利率。这轮价格改革的失误使得生产和消费一度陷入低谷，1989年GDP增长率下降到4.1%，1990年CPI增幅也降到了3.1%，国民经济陷入萧条期。为此，国家从8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起，决定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在1990年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

1991至2002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四次宏观调控。1992年是个历史性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一些地方政府突破了中央控制，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在全国蔓延，投资再一次站在了GDP中的主角位置。国家在1993年决定实行“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并于当年9月发布16条改革措施，包括提高存贷款利率、发行国库券、削减基建投资、通过审核排队的方式严控新开工项目、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等等。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并对部分产品实行直接的价格管制，1995年又两次提高贷款利率，使得消费价格指数从1994年24%的疯狂高点后得以明显下降，在1997年达到了负增长。而GDP仍保持着每年10%左右的增速，成功实现“软着陆”，并为2001年加入世贸提供了保障。

2003年直到现在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五次宏观调控。自1997十五大的产权改革方案出台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分配关系发生重大变化，FDI的概念引进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