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国人见面后的寒暄话莫过于“你吃了么？”可见饮食乃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那时老百姓家里的饭菜还都比较单调，下馆子是了不起的大事，几乎与私人宴请无关。不像现在，食肆大街小巷遍地都是，每个人都能随口说出几大菜系的特点，谈起美食，人人都是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样子，美食文化也成为时尚，香港就有本很红的杂志《饮食男女》，香港学者梁文道在上面大谈食经，四五年内的随笔集成专辑《味道》系列。

味觉是最私密的感觉，吃到嘴里的东西你很难告诉他人究竟是什么，像我从小在东北吃土豆与酸白菜长大的，对美食的分辨和描绘就很窘迫，而梁文道的《味道》系列，就吃这项人人都会的庸常事整整写了三本书，《第一宗罪》、《人民公社》和《味觉现象》。

与很多自称“吃货”的人一样，作者坦言他是个门外汉，不擅于写食经，他的文字里常常是在反省吃是怎么回事，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这么麻烦的食具吃饭，那些种地养鸡的农民都在吃什么，为什么负责喂饱别人的农民自己却常常吃不饱……如此一来，《味道》一书便跳出了单纯狭隘的饮食文化，辐射到人文、地理、社会学等方方面面。作者在书中透过饮食对两岸三地甚至全世界的相关的饮食文化及社会现象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比如，在中国，创业过百年的食肆如凤毛麟爪，先是含辛茹苦地创业，然后在家底上扩张版图，品质随之下降，继而埋下了裂解的原因，但凡中国人经营的企业，都脱离不了这条轨迹。而在日本百年老店甚至千年老店都比比皆是，日本注重业缘胜过血缘，在徒弟和亲生子女间，如果徒弟学业传承的好，店主常常会把家业传给更为敬业的徒弟。日本老字号虽说千百年间还在同一“家”人手中，但这“家”并不是中国人这种血缘联接的家庭，而是更注重文化、传统的继承。我们有很多理由不喜欢日本人，但不得不敬佩他们对传统对文化的保护，他们的执著、敬业。也许，在中国提倡开拓进取的今天，更需要保守、专注的精神，放缓脚步，以工匠精神全力以赴执着于一件事情。试想：一帮人带着精益求精的干劲试图把宴飨、饮食从低层级的味觉上升到艺术层面，这真称得上是“食界良心”了。反观社会，良心与操守大概在食品行业烂得最明显。那句“在中国你不必自己带筷子，但你一定要自己带油”，直看得人心惊且羞愧——外出用餐，自带餐具的人是出于保护资源的公心，自带食用油的是出于卑微的自保。 

梁先生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和他人一起喝酒吃饭是一种融入大我消融小我的一种方法，且每一次同桌共食都是一种重新确定社会地位和权利高下的一种仪式。而年夜饭更是如此，是一年的高潮，我们赶回家过年团员固然是为了强化亲情，也是一个认知自己身份的仪式。书中还提到采集料理已成为最时尚的饮食风格。远古时期，采集就是人们获取食物的方式，以现在这种愈工业化愈不自然愈糟糕的方式来看，还有什么获取食材的方法比采集更自然美好？书中提及正宗之罪，从异地甚至异国他乡空运来的食物和水除了破坏环境增加大气中的碳排放量，究竟能比本地的水和新鲜食材好多少？看了梁先生的文章，我才第一次从环保的角度考虑食材的问题，以前只知一粥一饭皆来之不易，而今的地球村几乎是生生相关的生物链，牵一发而动全身。

梁文道的文风，就跟他在香港卫视铿锵三人行上的主持风格一样，奔放洒脱，从不装腔作势，斯文稳重中又不乏幽默调侃，他比较耽溺于性欲和醉心于食欲的不同结果：“你几时见过一个淫欲无度的浪子能够搞出名堂，混得像蔡澜、唯灵、李纯恩这么好，还要爱报纸上写‘淫经’，替电视台主持旅游‘采花’节目？”观之令人发笑。

    或许这跟他从小在台湾读《胡适文存》长大有关，胡适先生一个世纪前就告诉我们要言之有物，不用陈词滥调，不避俗字俚语。我也曾买过《中国饮食文化史》这类博古通今学院派的书，读得非常辛苦，夜深人静，双眼半开半合之际，几欲脱手。而读梁先生的书，如晚间与一老友相对，娓娓相谈，不忍离开。如此悦读下，所知甚多。比如在国外英国女王也和普通老百姓一起排队等餐桌；香港，一老字号面店打样时，老板挥手赶走了前来进餐的香港首富，对方也只能无奈的离去，在梁的文章里，众生皆平等，人性的温暖随处可见。而且，虽然《味道》系列只是关乎饮食这最平常的小事，但当作者把评论食物纳入到法国自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理性精神的坐标内，评论食物陡然成了一件严肃的事。他力图把食物从生产到被消费的全过程，作为反思和检讨社会问题的切入口。通过食物诠释人心世道，读了之后，令人深思，反省自身、社会和身边的人和事，进而重新拾起温暖踏实的心对待生活里的每一天，顺便问一句，今天你吃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