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对小岗村心往神驰了，今天总算圆了梦！
之所以那么想去小岗村，一不是因为她离我很近，二不是因为我的人脉已经延伸到了那里，而是因为几桩陈年往事，就像陈年老酒一样，怎么也挥之不去。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在祖国的大地上，像一轮喷薄的朝阳冉冉升起。那可是个了不起的新事物，具体新到什么样子，我也讲不清了，但有几件小事至今仍历历如在眼前。
当时我家四口人，父亲和哥哥都在县城工作，我在余井上小学，走读生，母亲在家。家乡办起了大食堂，附近好几个村庄一日三餐都在大食堂就餐，免费的，我和母亲也不例外。另外，每个人每月还发6块钱，我和母亲每月总共能领到12元钱。各取所需嘛！当然，母亲也和其他社员一样，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周末、假期，我也参加劳动。
人民公社真的是一大二公，领导根据个人的专长给我们分配工作，有的种田，有的种菜，有的喂猪，有的烧饭，有的干木工，有的干瓦工，不一而足。当时的劳动好像是不计工分的，因而也是不计报酬的。各尽所能嘛！
很快，大炼钢铁运动又席卷中华大地。一开始，年轻一点，无论男女都到河里去淘铁砂。不久，土法上马，大大小小的炼钢炉拔地而起，漫山遍野和屋前屋后的树，不分大小，不分品类，统统都在土窑里变成了木炭。至于是否能用之炼铁，恐怕大多在所不问，只要将青山变成木炭就符合大方向了，只要符合大方向了，就对了。用这种土法大炼钢铁，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各家各户的破铜烂铁都变成了宝贝，收废铁成了大方向。废铁很快被收尽了，于是注意力就转移到了私人家的铁锅。只要找到铁锅，将它敲个洞，就变成了废铁，就可以运去炼钢了。白天一堆堆废铁成山，晚上一处处炉火熊熊，好一派前所未有的革命景象！实践了“有条件也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那句豪言壮语！
1959年虽然经历了一场大洪水，却仍然是个大大的丰收年。那些被洪水淹没过的稻田，洪水退了，留下了薄薄的一层绒泥，等于给稻田施了一遍从天上飞下来的肥。将那些倒伏的秧苗扶起来，损毁的秧苗补插上，这时如果守在田边，就会看到稻子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绿。渐渐地，渐渐地，就扬花抽穗了。这时，如果拿着捞兜到田沟里捞上几捞，大虾小虾，小鱼，有时还有稍大一点的鱼，都会往捞兜里跑。但这些事当时都没做，没有人守在田边，也没有人去捞鱼虾。那么好的美景美食，都白白地浪费了。可那稻子根本就不以人的关怀与否为转移，倔强地生长着，白天长，夜晚也长。不知过了几个白天，也不知过了几个夜晚，当你从田边路过，不经意地将目光一扫，就会不由自主地惊呆了。哇！眼前是一望无垠的金灿灿，仿佛即将造福于人类的菩萨头顶上的佛光！又不知过了几天几夜，那些金灿灿都成了佝偻。但大家都忙着炼钢铁，稻子倒伏在田里，也没人顾得上收割。似乎也没人提这个事，可能是因为大食堂会自动收稻子，也可能是因为，反正到时候有大食堂管我们吃饭。现在看来，没人管，顾不上，都在情理之中。在社员看来，那是领导的事，领导叫我割，我就割。在领导看来，大方向还忙不过来，哪里顾得上那点小事？
但很快，大食堂里的饭渐渐地少了，菜也基本上没有了。这时几个积极分子凑在一起，想出个绝招，到私人家里去搜，如果搜到了就没收，就充公。那时，自留地是不给种的，哪怕是房前屋后。种了，虽不会送官究办，如果领导和邻居们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就应该充公。于是各家各户的私房菜就有了不同的命运，有的“入了股”，有的则成了漏网之鱼。至于哪家的入了股，哪家的成了漏网之鱼，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嘴里不说，心理都有数。在这种情况下，哪用着搜？一进门，拐个弯，手一伸，也就拿到了。真是易如反掌！
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被人吵醒，原来是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带着一帮人到我家搜菜。他们发现了一坛咸鸭蛋和一坛萝卜枣，就是将萝卜切成小块，晒干，放在辣椒酱里腌制的萝卜干。好个乡亲们！你们来搜菜？可知道，我家那只鸭子喂得多不容易？为了让它下蛋，我得到池塘摸蚌给它吃，到稻田里拾螺丝给它吃。如果一天不吃荤，第二天就不下蛋。有一次摸蚌，脚都割伤了，鲜血直流！那一坛辣椒酱萝卜枣可是了不起的宝贝，别人家即使有，哪有我母亲腌制的好吃？再说，那一坛，够我们吃一年。到了大食堂，十桌、二十桌一分，一两顿不就吃光了？我哪里舍得这两坛好菜？
舍不得是一回事，能否保得住是另一回事。要保住，就得有对策。想到这里，我急忙搜索枯肠。忽然，脑海里闪出了火花！那位同学的父亲曾经当过甲长，现在是某生产队队长。可否考虑揭一下他的疮疤？如果揭那个疮疤，他可能生气，也许会恨我一辈子。再说，明天见了我那位同学也不好说。但有一条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情急之下，往往管不了许多！我立即大叫一声：“你给我放下！国民党时期带人到老百姓家搜刮，现在又来了。搞阶级报复吗？”这一招果然灵验，慢慢的，慢慢的，他的手缩回去了。他低下了头，没有啃声，左脚动了，变了个方向。接着，右脚也动了，向左脚看齐了。一步，又一步，他跨过了门槛，消失在夜的深沉中了，那一帮人也跟着榜样消失在夜的深沉中了。两坛宝菜总算可以安心睡觉了，我们一家也可以安心睡觉了。
1960年及稍前一点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份，没有怎么好好收割的稻田，成了正在喷发的火山，成了射向太空的导弹，一个劲地放卫星。黄橙橙的稻子，堆在圆柱形的稻囤里，一囤挨着一囤，领导一看，笑得嘴都咧开了！只有苍天知道，那囤的下面都是稻草，上面的稻子只不过一两尺厚。一担又一担，黄橙橙的公粮挑出去了！一担又一担，黄橙橙的余粮挑出去了！还剩多少？老百姓后来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只有经历了当年而现在仍健在的农民知道。当年，安徽人民就在这种浮夸风的浊流中挣扎，吃尽了苦头！
其实，那年头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也知道一点，虽然是模糊的，虽然难以以偏概全。那时节，我已经在潜山中学读初中。我们有个优良传统，无论出现什么困难，党和国家对学生仍然关怀备至。我依稀地记得，在三年灾害的极端困难时期，学生的口粮开始依旧没减，每月仍有37.5斤大米。但不知什么时候就减到了30斤，27.5斤，后来似乎又减了，而且还有杂粮。
当时学校的领导也是敢于担当的，他们立即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副校长刘福中先生家在农村，夫人是河湾大队的书记。他们那个大队是沙土地，一马平川，领导所走的路线也比较正确，可能是由于那儿是平原，没有山，也没有几棵树，也就没有怎么炼钢铁，不但稻子和大豆获得了大丰收，而且种了很多山芋。刘校长就利用三秋支农的机会，带领我们到河湾大队去支农，帮助他们挖山芋。
挖山芋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一边挖一边吃。一扒锄下去，一嘟噜山芋就挖出来了。挑出一个，往身上擦擦，擦干净了，就可以吃。第二，可以拿大米换山芋，一斤大米换四斤山芋。一斤大米不够我们一天吃，四斤山芋，再加上在地里吃一点，不但够了，还略有结余。刘校长很会动脑子。将节余下来的换成糯米，周末就可以加个餐，吃一顿糯米饭。
平时在学校上课，学校就带领我们搞“小秋收”，也就是将山芋藤、山芋叶等平时当作饲料的东西，加工一下，制成糕点，以补贴粮食供应的不足。那东西，不怎么好吃，但比起红军长征时吃的树皮草根也不知好了多少！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那时饱时饥的一大二公的全盛时期。今天这种一大二公的生活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我1984年至1987年在新西兰做访问学者，2004年访问澳大利亚，2010年访问美国，或亲身经历或听他人言说，总之那儿的有些情形和我们的一大二公的部分经历颇有几分相似，可他们都没办大食堂，粮食和布匹也不凭票供应。例如，在澳大利亚，我们曾到一对老人的家里和他们共进晚餐。女的是汉人，男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汉人。他们有三个孩子，都在深圳、广州、香港等地发展，有两个是搞房地产的，他们都很富裕，但不用赡养老人，只用常回家看看。老俩口都是农民，都退休了，每人每月拿3000澳元的退休金，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18000-20000元，还享受免费医疗等其他多种社会福利。
第二件事是，在潜山中学上初中的时候，由于我的毛笔字、粉笔字、钢笔字写得流利一点，老师和班上经常抽我抄抄写写。我说我的字写得流利一点，意思是说，我虽然写字，但不懂书法。我这样说，不是客气，而是实事求是。我是农民的孩子，至少祖父、父亲都是农民。祖父，记不得了。父亲虽然认识几个字，也不过是小学程度。外祖父是举人，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母亲是老小，没上过学，我是我母亲生的老小，因此从来没有见过外祖父、外祖母。一句话，没有家学渊源。小学虽然写毛笔字，遇到的老师没有一个是懂书法的，他们当中有的字写得好，也都像我一样，没有正规训练过，只是和平辈人比、和同龄人比，相对而言写得端正一点，流利一点。
如果一个劲地谈写字，就走题了。谈写字，是因为1961至1962年间，先后两次接受了特殊的抄写任务，老师先要我将《安徽日报》刊登的“责任田的十大优越性”抄到黑板上。过了一段时间，到底有多长，没有记笔记，没法说清楚。两个月，一学期，或许更长一点？总之，老师又将我找去，又给了我一张《安徽日报》，让我将其中的“责任田”的“十大危害”抄到黑板上。墨汁，不是黑的，而是白的。不是白漆，也不是石灰水。记得有个叫法，到底叫什么也记不得了。
可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抄完之后，很是高兴。心想，这下好了，吃饭穿衣该不成问题了。第二次抄完之后，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样搞，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查阅了有关资料，又到了小岗村，才算理出了一点端绪。
原来安徽在责任田问题上曾有过三起三落。第一次搞责任田是1956年，安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管理上的问题，农业歉收。于是，大家对生产管理的改革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实行包工或包工包产。包工是将某一块农田的种植与管理交由某个人、某几个人或某个小组承包，秋后统一结算。包工包产是合作社将田块的种植、管理和产量包给某个小组或个人。生产队向合作社承包，生产小组向生产队承包，层层承包。后来又发展到包产到户。上述各种做法，在安徽省委的指导下曾逐步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一直延续到1957年。这些形式，就是最早的“责任田”和“大包干”。1958年实行“大跃进”，创办人民公社，大风一吹，就将责任田和大包干刮到了天涯海角，不知所之了。
1959年反左变成了反右，浮夸风进一步发展蔓延，1959至1960年，安徽粮食生产连续下降。1960年冬，中央针对大跃进和浮夸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1月中央又颁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初又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样一来，全国许多省份都自发地、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961年2月，安徽也在合肥郊区的南新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试点。安徽省委曾主张包产到户、责任到人，并起草了相应的文件，领导带头到基层推广责任田。责任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大幅度增产，被老百姓称为“救命田”。
1962年，责任田终于在安徽夭折。作为拯救饿殍的权宜之计，虽然曾得到肯定或默许，但危机一过，还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苗”而遭到了批判，有关人士也遭到了秋后算账的报应。责任田可能当作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形式，可能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包干两起两落，1978年又在安徽省滁县地区凤阳县小岗村死灰复燃，也就是这次我们到小岗村看到的情形。这是后事，且按下慢表。
第三件事是，万里1986年到新西兰访问。何故从小岗村一下子跳到了新西兰？不要说性子急的，就连性子缓的也会这样发问。事情是这样的，万里曾于1977年至1980年间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亲历了责任田在安徽的第三度复燃，亲历了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的事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曾于1986年9月访问新西兰，当时笔者在南岛的坎特伯雷大学读研，有幸见到万里，听到他叨叨不绝地畅谈小岗村。
1977年6月，万里被委任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刚到任就轻车简从，三四个人，开着一部小汽车，到乡下走村串户，一跑就是三四个月。至于哪一天哪一刻走到了什么地方，遇见了哪些人，所有的细节恐怕已经没人能弄清楚了，但选取几个典型的镜头还是不难的。
在肥东，万里走进了一家姓张的农户。一家七口，五个小孩，土坯房，空荡荡的，破炕席上，一床看不清过去的花纹的被子，七个人合盖。……
车子来到定远卢桥，万里在一个挑粪的农民身边停了下来，询问他家的情况以及有什么要求，得到的回答是，只要填饱肚子就行了。再问进一步的要求，他指着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就行了。……
到了金寨燕子河，万里走进了一位红军烈士家属的家，见到一位妇女和两个姑娘都蹲在锅灶口，她们下身都没有裤子穿，……
回到省衙，万里感慨万千，给金寨县批拨了大量的救济粮款，从省层设计的高度，采取了大量措施。安徽很快就变了。1980年4月，万里调回了北京。1986年9月，这位当年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访问新西兰。
笔者于1984年11月的一天夜里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在该市维多利亚大学英语语言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的成分是工农兵学员，还没来得及摘帽子，便向维多利亚大学、奥克兰大学、坎特伯雷大学申请攻读硕士学位，最后落实到南岛的坎特伯雷大学。我在新西兰留学期间，参与接待了两位中国高级领导人，一位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另一位就是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
胡耀邦同志访问新西兰的时候，我几乎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在胡耀邦同志到达之前，根据大使馆的安排，我采访了新西兰总工会和部分地方工会，会见了总工会主席万斯先生，弄清了新西兰工会的总体结构与工作机制，写成了文字材料，以备胡耀邦同志提问时应对。在胡耀邦同志到达的前一天，专机机长为熟悉飞行路线，先驾机飞到南岛基督城，为胡耀邦同志飞往新西兰探路，大使馆让我和王占梅同志接待。访问期间，胡耀邦同志曾在维多利亚大学演讲，出席了新西兰的欢迎宴会。这两场活动，我因为在大使馆值班未能参加，其余的全参加了。
当时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没有国际机场，外宾访问新西兰一般先到南岛基督城，然后换乘国内航班到惠灵顿。访问结束后，从惠灵顿乘坐国内航班到奥克兰，奥克兰有国际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