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发表的《巢湖能否并入合芜马》

2011年8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原辖区一分为三，分别划入合马芜三市。民建中央特邀信息员、民建安徽省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田柏强曾于2004年就在《安徽工人日报》上公开呼吁，把巢湖并入合马芜，后就此建议从民建、统战、政协等系统以社情民意形式多次反映。日前，笔者走访了田柏强同志，请他谈谈当时采写这篇文章的经过和体会。

笔者问（下简称笔者）：看到你《巢湖能否并入合马芜》这篇文章，感到十分惊奇，2004年你就提出来了，怎么会提的那样早？提的内容也与这次撤销地级市决定这么吻合？

田柏强答（下简称田）：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原文中写了四条理由，我想再补充说四点：一是大势所趋；二是民心所向；三是“区划作用”；四是精“官”简政。

大势所趋是指，做大合肥既有内有动力；也是外在压力。近年来，合肥市在大建设中，提出了兴建滨湖大都市的新目标。但地级巢湖市要发展，也要打“巢湖牌”，必然会出现“两市争一湖”的状况。可以说，作为5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被行政区划分成两部分，对湖的治理和开发相当不利。

滨湖大都市的目标大大激发了合肥市400多万市民的“巢湖情结”，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使合肥出现了超常规发展的“合肥速度”，仅短短的几年，GDP就连跨1000亿元、两千亿元两个大台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向外扩展，滨湖城市要向“环湖城市”跨越，新区划使合肥滨湖城市成为环湖城市，成为“大合肥”。

外有压力。合肥市从纵向比，发展很快，但从横向比，差距不小。如周边省份的杭州、南京、福州等省会城市相比，规模实力都小，其最主要一条就是管辖县（含县级市）太少，如杭州管5个县，南京管4个，福州管8个。即使与省内地级市相比，也属管县较少、面积较小的市(安庆市管8个县、，阜阳市管5个县)，与省会城市地位极不相称，外在压力也要求要做大合肥。

大势所趋的另一方面是巢湖治理开发。环境治理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巢湖被行政区划一分为二，结果造成好事都上，坏事都“让”。彻底解决矛盾只有合二而一，区划调整好，都归合肥市管，功劳、苦劳都是一家，就不会再扯皮现象了。

笔者：听说你是和县人，在合肥工作了40多年，又是一名报社记者，能不能反映一下老百姓对此事的看法。

 田：这也是我所想说的第二点理由，即民心所向。作为一个和县人，我曾不但不希望家乡巢湖市“降级”，反而希望和县能“升格”为和州市，因为和县上千年来就是和州，曾管辖几个县，但从客观现实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说到百姓看法，我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有不少人呼吁撤销地级巢湖市”。我曾在2004年与时任合肥市政府秘书长现市人大副主任的同学谢刚谈过此事，我说，合肥大发展，为何不把巢湖并过来？他说，好啊，你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又是记者要多多呼吁。他还说，说的人多了，说的次数多了也就有用了。虽然说文章的作用可能很小，声音很微弱，这篇文章我还是坚持写了，因为从记者的角度，有责任、有义务把人民的呼声真实反映出来。

历史上，和县一直是和州，管辖历阳、乌江、含山等县，和县含山在历史上也曾合并为和含县。如果把含山划入合肥，就会割裂和县含山的历史渊源。这方面有不少例子，如把民国时期把原属徽州的婺源划入了江西等，当时胡适等人提出过不同看法，至今人们仍在呼唤把婺源划回徽州。

芜湖、马鞍山两市是皖江开发的“龙头”。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芜湖大桥的兴建，芜湖市作为皖江龙头已初现规模，现芜湖市所辖3县，均在江南，芜湖大桥建成后，理应芜湖的江南江北可连成一体。沿江县的无为历史上曾属于芜湖专区管辖，与芜湖一江之隔，淮南线上的芜湖北站就设在无为县的二坝镇，随着芜湖长江大桥的兴建，芜湖江南江北已经连为一体，芜湖市与无为县联系更加密切，将无为县并入芜湖市，可壮大芜湖市的实力。至于含山县划入马鞍山，主要由于和含两县的关系密切，马鞍山市作为钢城，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马钢现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钢铁基地，该市经济实力，在全省也位居前列，现只辖一县，规模明显偏小。日前马鞍山长江大桥也提上日程，江南江北将联成一片，如将和县，含山县并入马鞍山市，可壮大马鞍山市的实力，加快安徽省沿江的开发开放。

2004年2月6日，《巢湖能否并入合马芜》这篇文章在《安徽工人日报》上发表，和县总工会的一位主席看到后，高兴地对我说，田记者，你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反映了我们和县人几十年的心声。当然，人心所向也只是绝大多数人，具体到少数人肯定还有不同看法、不同感受，一定时期巢湖市民也许会有一定的失落感。

笔者：你曾对华东区划、合肥区名等都提出过一些建议，合肥4个新区名有3个是采用你的建议，能否谈谈区划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区划会发生不同的作用。我认为，发挥作用是不正常的，不发挥作用才是正常的，不发挥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无为而治”。

“区划在人为”。行政区划是人为制定的，也是为人服务的。其目的就是便于行政。一般从政治、军事角度考虑较多；其次是民族、文化、历史等方面考虑，如民族自治州、自治区、自治旗等。过去区划在经济上考虑较少，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区划为经济服务的功能，最典型的就是设立经济特区，如深圳、海南等，深圳设市的成功，可以说是区划为经济服务的典范，可海南也是特区，效果就没有那样明显。安徽前些年将亳州升格为地级市，主要原因是阜阳市人口过多。总的来说，行政区划对经济影响并不大，江浙的一些县级市，许多都超过了我省的地级市效益，因为经济发展是综合性因素在起作用。

区划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基本上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作用。如美国的州界线，许多就是一条直线，欧洲的国界线，都不十分突出，许多到过欧洲的人有体会，坐汽车出“国”，但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市长只是“服务”，并不参与一些企业的经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区划作用也不大，改革前因实行的是完全计划经济，上海发达，一张纸就可以把上海的一个厂迁到安徽，山东发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曾兼山东的省委书记。但是在当前，区划是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现在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所谓的现阶段的“特色”，就是“市场经济”加“市长经济”。“市长”的作用关键体现在用人上，比如撤销巢湖市，呼吁了多少年没有成，但这一届省委、省领导下决心就办成了，合肥大拆违也办成了。事在人为，人的因素第一，区划调整只是在客观上创造一个好条件，今后如何发展，关键还是在人

笔者：你在1986年，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净化当官心理》一文，当时在全国反响较大，这次巢湖市“降级”，你对精兵简政有什么看法？

田：标“精兵简政”，我认为现在应该改为精“官”简政, “减副”就是精“官 。此次区划调整要精减一大批实职官员，这是最大的“亮点”，也是之前最大的难点。多年来，安徽省的“官”念是比较浓厚的，在李贵鲜任安徽省委书记时，《人民日报》曾头版头条批评一些安徽人撕破脸皮要官，不少地方、单位，都在争机构升格、单位扩编。而这一次，却一下拆了那么多“庙 ”，安徽作为全国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大省，人口居第8位，经济规模约居14位，而地级市数量却居全国第三位（并列）。解放初期，安徽的地级市（地区）仅为12个，现有17个地级市，精简掉一个，就等于减少了约6%的地级市行政机构，而一个地级市行政机构，就市级机关（含副市级） 就有8个，如党、政、军、人大、政协。副厅级的机构有3个，纪检委、法院、检察院。下面市直的县处级单位有100多个。你想想一下精简掉这么多机构，要精简多少官员（实职），要节约多少开支。

同样，这也是最大的难点。精兵简政喊了多少年，实际效果都不大，有时是机构越减越膨胀，一下多出这么多领导干部，怎么安排，而且许多本还有希望升迁的干部，拆“庙” 后，今后的升迁更难了，如何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都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中国的事，一涉及到人，一涉及到官场，马上就复杂化了。此事虽然影响少数人的仕途，却能为人民群众和国家带来好处，我觉得个人牺牲一点也值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是有这样的胸怀。

我原来以为，这只是写写文章而已，在安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次调整，我确实感到很意外，特别佩服的是现任的安徽省领导，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为民造福，这不仅为精“官”简政，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更深远的意义是，彻底扭转了过去一些安徽人机构争升格、单位忙扩编，领导忙封官的旧“官”念，这对安徽今后发展必将会起到深远的影响。

笔者：能不能为这次区划调整概括性地说几句？

田：对于这次区划调整，意义深远：一是省会合肥是最大的赢家，实力大大增强了；二是原巢湖市市民得到了最大的实惠，收入提高了；三是政府得到最大的利益，关系理顺了，支出也减少了。三分巢湖市，使政府、地方、百姓三得利。

笔者：谢谢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