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安徽省，有一家报纸叫《安徽工人日报》；在这家报社，有一名记者叫田柏强。说起他的名字，很多人不知道，但要说起他的作品，却很少人不知道。比如《胡锦涛身世》、《邓小平五次去香港》、《年广九获释》、《傻子致信邓小平》、《芜湖大桥上马内幕》等现已是家喻户晓，他的理论文章《净化当官心理》、《人才流动中的“两权”分离》也是独树一帜，他的“京福直通铁路设想；他的《单双响报时法》和《01标志男女厕所》《血型数码化》、《建议圆采用24度》等，更是中国文化的闪光点。1998年1月他又在香港《广角镜》上发表了《江泽民家谱溯源》，有人误以为他是香港记者、理论工作者，甚至是国务院的政策研究人员，目前，许多老百姓虽不知道他，但他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中，已具有一定的影响，江泽民曾说过，这个记者我知道，原来写过锦涛的。2010年,他被评为民建全国优秀会员.

中央领导知道他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会上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特别引人注目，外电评述，中共推出一批跨世纪的年轻领导人。新华社发的胡锦涛简历中，“胡锦涛，安徽绩溪人” 。这句话，更引起了田柏强的注意，作为一个安徽老乡，田柏强当时就萌发了到绩溪胡锦涛家乡采访的念头。

1992年12月，田柏强赶到绩溪，连采访带写作仅用1周时间就写出了《徽商后裔胡锦涛》的长篇通讯，并很快在香港《广角镜》1993年第一期发表，发表题为《胡锦涛身世第一次大公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文中纠正了海内外传媒把绩溪当作胡锦涛的出生地的误传，分清了胡锦涛与绩溪胡适同姓不同宗的关系，特别是澄清了海外一些传说，把胡锦涛说成胡乔木、胡耀邦亲戚之类的误传，胡锦涛家乡人都说，胡锦涛就是我们绩溪人，与他同岁大月份的堂姐胡锦霞还一直在家务农，生活很贫困，根本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该文在《安徽工人报》、《广角镜》等媒体上发表后，海内外许多报刊纷纷转载，美国的《世界日报》用大篇幅转载该文，直至今天，许多杂志仍改头换面将田柏强写的这篇文章转载摘登，有的并将他的名子故意错为“田柏星”、“田柏里”。田柏强说，这篇文章目前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因当时被采访的老人有的已经去世了，而国内外目前还没有第二个人采写过胡锦涛的身世。稿件发表后，时任安徽工人报总编梁久朝说，安徽驻京办及省有关部门，曾向报社索要报道胡锦涛身世作者的情况，安徽工人报曾作为一项任务，整理后上报有关部门。

说到这篇文章，田柏强还讲了一个小插曲，有个大报记者曾问他：“胡锦涛稿子你写的？” 田答：“是的”。问：“你怎么想起来写胡锦涛的？” 田答：“新华社说胡锦涛是绩溪人，想写一下老乡。” 问：“你怎么写出来胡锦涛的？” 田答：“采访的嘛！” 问：“你写胡锦涛倒霉了吧？” 田答：“没有”。似乎认为胡锦涛这样的大人物像田柏强这样的小人物根本就不配写，想写也写不出来，很可能是抄袭来的，即使写出来了，肯定也要倒霉的。

目前，从中共中央公布的材料中，江泽民的籍贯均为江苏省扬州市。但田柏强却考证出江泽民的祖辈们也在安徽省的原徽州地区生活过1000多年。

1998年1月，田柏强在香港《广角镜》上推出了《江泽民家谱溯源》一文，首次向国外公开了江泽民的祖籍曾在安徽省原属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田柏强从《安徽百科全书》上介绍江泽民的父亲（养父、叔父）江上青祖籍在旌德县江村这个线索，上溯到3000多年以前，追溯出江泽民的远祖是黄帝和颛顼，始祖是江革（史称江巨孝），近祖是江淹（即江郎才尽成语中的江郎），江氏家族1400多年前的隋末从河南济阳（今兰考）迁居安徽宣城，后迁旌德（原属徽州、现属宣城市），清代从徽州迁往扬州。田柏强在文中指出了不仅江泽民祖辈与胡锦涛祖辈同属徽州（绩溪与旌德山水相连，上个世纪50年代曾并为一县，后又分开）。而且他们的祖辈均在清代从徽州迁往扬州（泰县一度曾属扬州地区）。此稿完稿后由同仁带往北京经江泽民亲自审阅，江泽民详细阅后说，这个记者我知道，原来写过锦涛的。并向这个记者问好。这位同仁在京时还与美国《纽约时报》联系，《纽约时报》当即表示，赶快电传过来，稿费8000美元。后未电传过去，同仁带回合肥，由作者寄香港《广角镜》发出。

现在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曾五次到过香港，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重大历史史实，在大陆却是由田柏强最早披露出来的，后经香港《广角镜》、《文汇报》等报刊再次刊登，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才使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

1994年5月7日，《安徽工人报》首发了《邓小平曾五次到香港》这篇文章。在此之前，一些报道，如《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文章说：“邓小平四次到香港” 。1994年4月中旬，《浙江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也是《邓小平曾四次到过香港》，田柏强发现这条消息的来源是《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第3次途经香港，在毛毛书中表述得不十分清楚，书中先说1929年底，邓小平从广西准备经越南经香港回上海，途中遇到李明瑞又返回来了，但最后还是踏上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路程。邓小平于1930年1月到达上海。后来书中虽没有再次讲他从广西经香港回上海，从当时的情况看，从广西经中部省份回上海的可能性极小，连第五次从江西回上海都是途经香港的，书中又未介绍其它途径，田柏强推定邓小平仍经香港回上海的。、

当时这篇文章还闹了一个小笑话，时任安徽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王彦从香港《文汇报》上看到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怎么和安徽工人报记者田柏强的名字一模一样，有人问这篇文章是不是我们安徽这个田柏强写的？他的同事回答说，天下同名同姓的多得很，我省的田柏强怎么会写邓小平，肯定是香港记者写的。无独有偶，田柏强曾在香港《广角镜》上发表的《傻子为啥致信邓小平》一文，国内许多报刊转载时，纷纷改成“一位香港记者打电话采访了芜湖的年广九……” 。

1997年，一代伟人邓小平不幸逝世，举国悲痛，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记录片《邓小平》，采用的就是“邓小平曾5到香港” 而不是“4次到香港” 。

皖江三桥 大揭秘

日夜奔流的长江，流经安徽约400公里，安徽沿江有4个城市，上个世纪有3个城市要建长江大桥，按次序应是：一是芜湖、二是安庆、三是铜陵。田柏强曾为芜湖、安庆两座大桥大声疾呼过，用他的话说，我不能造桥，只能为桥造点舆论。

1992年，田柏强推出了长篇通讯《芜湖大桥上马内幕》，从孙中山到改革开放，芜湖大桥从动议到开工，将近一个世纪，百年逐梦，百年坎坷，百年曲折，该文在《安徽工人报》率先推出后，《企业文化报》用两个版刊载，专门加印5000份在芜湖一销而空，后《中国青年报》、《决策咨询》、《志苑》杂志、《安徽消费者报》等都纷纷再次刊登。该文在《安徽工人报》刊登1周后，国务院正式将芜湖大桥立项，有关部门还将此文输入电脑，作为重要资料，长期保存。

谈到芜湖大桥，田柏强很激动，为采写这篇稿件，他采访了当年的建桥前指挥长、曾任芜湖市副市长的万年，时已退休多年的万年感慨地回忆了当年建桥的激情并说：“如果现在要建桥，我还想去建桥。” ，不幸的是，万年同志已于十几年前去世。田柏强还采访了曾任芜湖市委书记的陈光琳，他说：当时不论中央来了什么人，我们都向他递交要兴建芜湖大桥的报告，连上级来人都听烦了，但我们还要说。为了查阅芜湖大桥最早的动议，田柏强费了很大的力气，找来了一本《孙中山选集》，这本1955年出版的领袖著作，只印了5万册，现在很难找到，他找到这本书后，将其中的《建国方略》一文全部复印。田柏强在《建国方略》中查阅到孙中山在1917年提出修建“中央铁路系统”中指出：“修筑霍山、芜湖、苏州、嘉兴铁路线。此线从霍山起，至舒城及无为、乃过扬子江，（即长江）至芜湖。” 此处铁路线走向与现在有所不同，但铁路从芜湖过江与现在却是一致的，后来许多媒体在报道芜湖大桥的背景中，均引用了该文作资料。

安庆，是中国东部潜在的交通枢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国家在九江修大桥时，田柏强就认为此桥应修在安庆。1994年，田柏强在《安徽工人报》、《安庆日报》上发表长篇通讯《安庆长江大桥了望》文中首次提出安庆是中国东西（沿江铁路）南北（京福铁路）的交汇点。必须要建公铁两用大桥。当时直至今天的安庆市交通委员会打报告，一直只要求兴建公路大桥，因芜湖上公铁两用大桥难度太大，安庆只想建一座公路桥算了。但田柏强分析了安庆交通上的发展趋势，认为要上非上公铁两用桥不可。他在文中还首次提出了修建北京经安庆到福州的直通铁路，铁路从安庆过江，插上皖赣线上的倒湖站，再插入鹰厦线是北京到福建的最短路线，北京、安庆、厦门基本上都处于东经117度一条直线左右。铁路到福州后，再用火车轮渡过台湾海峡，与台湾基隆接轨，也是北京到台湾的捷径。对中国华东的铁路交通布局，他首次提出了以“一线为主、三桥分流” 的设想，即以京沪为主，南京、芜湖、安庆三座大桥分流，南京大桥主要分流京沪交通，芜湖大桥分流京浙交通，安庆大桥分流京福（并延伸至台湾）交通。目前，安庆江北的铁路已经修通，江南的沿江铁路也正在规划中，在安庆极可能又会出现两边路等桥的状况。即使安庆至九江段的江南江北都有铁路，仍代替不了安庆大桥，但安庆大桥却可省下江南或江北的铁路。九江大桥的决策失误导致了中国不得不用一个更大的投资即修京九铁道来掩盖它，其实，京九线京广和广九线基本“重复”，而京福铁路修建串通，却是当务之急。可见，一个决策失误或正确带来的效益与损失是无法估算的。

有人问田柏强，芜湖、安庆的大桥与你有什么关系，田柏强回答说，如果你是一名合肥到厦门列车的乘客，每天从合肥绕道蚌埠再到南京再到芜湖，或者你是从安庆座火车到上海，火车从长江边的安庆，开到淮河边的蚌埠，再开到长江边的南京，你有什么感想呢？写这两座桥，正是想为这些乘客说句话而已。田柏强还有个疑问就是，1958年，由于芜湖大桥停建，已修通了火车过江轮渡，但多年来，轮渡一直在运输煤炭等物资，这些物资大都从南京大桥经过并不绕道。而常年累月，合厦列车、合杭（州）列车的乘客却日复一日地从合肥绕道蚌埠再到南京、芜湖，芜湖火车轮渡宁可运煤从芜湖过江而不运人过江，难道人还不如媒吗？真是不可思议！

合肥区名中标三

田柏强曾对华东的行政区划，合肥市区的划分与命名，合肥五里墩立交桥的易名，有过自己的设想。正好成了一个大中小的“三件套”。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安徽曾一度成为华东的“锅底”，田柏强面对地图上的“锅底”，产生了“砸锅卖铁”的联想，提出以长江（下游）、淮河、新安江三个流域为主体，按历史、文化、经济区域等重新划分华东行政区划，具体设想是撤销江苏、安徽省，以长江下游为主，成立扬子省，以淮海经济区为主成立淮海省，黄山属于新安江流域，划入浙江省，并提出这种设置的十大好处：一是有利于淮海经济区的发展，二是有利于南京经济区发展，三是有利于形成黄金海岸线，四是有利于长江开发开放，五里有利于淮河治理污染，六是有利于形成中国能源基地，七是有利于黄淮海综合农业开发，八是有利于徐州枢纽发展，九是有利于徐连经济带的发展，十是有利于黄山的开放与发展。该文在征求意见中，曾给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和曾在安徽工作过的回良玉、汪洋、张平等领导看过。并得到许多省领导及一些有识之士好评。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杜诚看到该文后，连声说好，并问该文在哪里发表了。田柏强说，许多报刊还不敢发表，因为该文观念太超前了。时任省总工会副主席杨文友看过后说，安徽、江苏省是清朝为了便于他们的政治统治，把传统区划割裂成南北纵向的省份，已不适应两省的经济发展。安徽现在开一个水利建设会议，就要分淮北、江淮、皖南三片召开。该文正是恢复中国传统的原徐州、扬州区划，很有价值。时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沈祖润说，我非常赞赏田柏强的这篇文章，总社每次来人，我都向他们宣传，中国不增加一个省级机构，却增加了一个沿海省，对开发沿海，带动内地，发展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总社领导却认为作者身份太低，如果是一个“省级老同志”，我们马上给这篇文章发内参，以引起中央高层关注，并建议该文用一个“省级老同志”名义发表。而田柏强对“省级老同志”这一称谓本身就有不同看法，他曾写过《同志不能分级别》一文，并获全省好新闻二等奖。有位 领导曾对田柏强说，我与你相比是“肉食者鄙”，你的一些文章现在虽然不能发表，但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时任省广电厅厅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季如成说，看到田柏强的这篇稿子，我先拿给我爱人看，她说写很好，后来又拿给我在省委党校的学习班上“学习”，他们都说，田柏强的华东新区划，将是改革以来中国行政区划变动的第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设海南省，第二件是设重庆市，第三件将会是设扬子，淮海省，而前两件都是增设机构，而这第三件事却不增机构，好处更多。  许多人也向田柏强建议，通过文章涉及的“苏鲁豫皖浙”5个省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以引起中央领导关注。

面对合肥市一直用了40多年的东中西郊4个区名，田柏强认为它们已不适应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写出了《合肥何时有“区名”》一文，他在文中首次对合肥市区划进行重新规划并建议新命名区名。他设想合肥市以四牌楼为轴心，长江路、美菱大道、荣事达大道为半径，二环路为圆周，形成4个区，东北为逍遥津区，东南为包河区，西北为杏花区，西南为庐阳区，二环以外原郊区部分范围为常青区，蜀山附近为蜀山区，共为6个区，该文在《安徽工人报》、《决策咨询》杂志等报刊上发表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1995年，合肥市兴建当时中国华东地区最大的五里墩立交桥，田柏强认为用“五里墩”延用这座现代化立交桥的桥名太土、太俗、太雷同，由于该桥与合肥新建的住宅小区西园新村连为一体，于是建议把五里墩桥易名为“西园立交桥”，该文在《安徽工人报》、《新安晚报》、《安徽交通报》、《建设时报》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

时任合肥市委书记的钟咏三看到非常赞同，合肥市有关部门曾为此事两次征求意见，后均因意见不一而未实行。一些习惯思维的人认为“五里墩”名子用惯了，不动为好。可见，要想办一件小事难度却很大。后来，钟咏三对此事说：不要着急，三峡工程论证了几十年，后来不还是上马了，西园立交桥提出才几年呢？相信大多数人逐步会接受的。

四建议上书联合国

只要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中输入“田柏强”就会出现田柏强“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四个建议”。这四个建议虽然很小，但是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风景如画的合肥包河公园旁边，树起了一幢现代化的电信大楼，顶楼上安装了一个巨型大钟，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向全市报时，老一环的范围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它那“铛铛”的钟声，然而不同的人听到同样的钟声，却产生不同的联想，不少人都有这种感觉，上午敲9点和敲10时，都要耐心把它听完，才能分辩出9点和10点，而田柏强却从钟声中想到，9点只要敲一下，10点只要敲两下，人们都会分清了。推而广之单数敲一下，双数敲两下，因此他写下了《单双响报时法》一文。几年之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田柏强又从宾馆卫生间，公共厕所标识太繁杂上联想出用0和1来标志女男厕所，该文发表在安徽工人报上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用田柏强的话说，这两篇文章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放了一个“双响”。

钟声人人都听过，厕所人人都上过，但能从中写出文章来却很少有。田柏强说，用单双响来报单双数时，不仅是缩短了报时时间，简化钟表结构，关键是提高了时间分辩率，现报时方法时差是1小时，单双响报法时差是两小时。人们在白天判断时间的误差一般不会超过两小时。该文1990年在《合肥建设》杂志上发表后，很快被《合肥晚报》的星期刊“逍遥津”转载，引起普遍关注。对合肥大钟楼实施单双响报时的建议，时任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孔令渊曾将此建议批转到大钟楼的管理部门，管理部门答复，将在修膳更换大钟时采用。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宋斌也对田柏强说，你的建议只要一采用，我们马上发通稿.因这个建议改变了有史以来人类的报时方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96年，田柏强在安徽工人报上发表了《请0和1上厕所》，提出用0和1来标志女和男厕所，他从一些宾馆卫生间上五花八门的标志中，联想出这个最简单、最通用、最易理解的厕所标志。现在所有的厕所男女标志都有地区性、片面性、如用英文标志，非英文系国家的人不易看懂，如用人的头像或服饰标志，长头发又不是女人特有的，服饰烟斗也不能说明问题，有些国家男士穿裙子、女士抽烟也很正常，况且吸烟还不宜提倡，故目前所有的厕所标志，都不如用0和1标志女和男性。该文后被安徽科技报等媒体转载。有人曾向田柏强建议，把这两项“发明”向国家申请“专利”，田柏强却说，这不是我的“发明”，这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贡献，中国几千年来的计时方法如子丑寅卯时，都是以2小时时差来计时的。单双响只不过把传统文化用到现代计时上来。0和1代表女和男是中国八卦中的乾坤的引申，现代电脑的计算方法0、1的二进位制，就是受中国八卦的启发，把它用在厕所标志上也只能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运用。

每谈到这两篇文章，田柏强认为它们是没有国界，没有时界的，他最大的心愿是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它们能首先在中国范围内得到应用，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我死后才被社会认识，或被国外人率先应用。

民建安徽省企联会秘书长何世平说，民建会员中有很多人是企业家，出4个亿万富翁易，但出这四个建议难。岂止在民建系统，即使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想出这四个建议同样是难。能出这四个建议，也有个大环境，因我国改革开放，人们多年禁锢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所以才能迸发出这样的思想火花，可以说，这四个建议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净化当官心理

中国的社科界很多人都知道《净化当官心理》这篇文章，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我们安徽人，更想不到他并非是个理论工作者，而是一名普通记者。而他写的理论文章，许多读者都说写的很实在，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1985年，我国著名的安徽籍学者邓伟志发表了《淡化当官心理》一文，该文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反响，邓认为做官与做学问两者不可兼得，知识分子要想做好学问，就得淡化做官的念头。但在1986年，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引包进城，招标承包在城市改革中兴起，急需一批能人志士挺身而出，因此，当时的《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上都为这些毛遂自荐者造舆论，认为要《强化当官心理》，认为这种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献身的“抢官当”未必不好。正在淡化与强化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时，田柏强分析了两方面的观点后，很快写出了《净化当官心理》一文，该文1996年6月26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起社科界的普遍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文选等许多报刊纷纷转载这一观点，认为该观点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面对中国的人事制度改革，1988年，田柏强写出了《亟待提倡人才流动中的“两权分离”》，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人才也有所属权（即所在单位）和使用权，（即工作单位），适当将“两权”分开，对人才流动大有好处，即关系在甲单位，工作在乙单位，当时这种现象还很少见，10年后，这种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在该文中，田柏强提出了人才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他不属于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观念。就拿1998年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崔琦来说，他出生在中国，小学在大陆上过，中学在香港上的，又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现在是美国籍，你能说他属于哪个国家和地区吗？《亟待提倡人才流动中的两权分离》率先在《开放》杂志发表后，江苏、辽宁等省的人才研究杂志纷纷再次刊登该文，在1988年的安徽省科技论中评比中，该文被评为全省优秀科技论文三等奖，并同时被安徽省人才研究会评为一等奖。

教育是关乎千家万户和子孙后代的大事，1988年，田柏强在《安徽青年报》上发表了《教育的异化与出路》的长篇论文，分析了高校的弊端与教育改革的紧迫性。田柏强在文中提出了教育的目的与现实的背靠背。即使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然而，不幸的是，这仅为理论上的目的，实际上，我们的教育使学生所奋斗的目标是：文凭、干部身份、“金饭碗”。于是，大中专毕业证当成了进入干部队伍的“介绍信”、“敲门砖”，大学成了“金饭碗”的“生产基地”，我们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打破干部终身制。改革与教育上的最大“两难”，大学在不断输送旧体制中的“合格干部”，而改革却已在不断地改造这些旧体制中的“合格干部”，教育目的与作用已是南辕北辙，令人不可思议，但它的确存在，而且是愈来愈严重地成了“尾大不掉” 的改革难题。而解决这个难题只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走深化改革的路子。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最终目的必然是三产比重逐步增大，一、二、产的比重逐年减少，使现在的一产＋三产＝二产的结构，调整到一产＋二产＝三产的结构上来。1997年，田柏强在《安徽省情省力》杂志上发表了《发展三产的三大难题》一文，对发展三产的难点作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发展三产的” 市场、观念、资金” 上的三大难题，而这三大难题的症结都在中国的体制上，三产市场与公款消费的密不可分；以工农为主的国体与以三产为主的现代化国家；人力物力大量积压却处处资金短缺的矛盾。

文中提出，当今世界上有一、二产不发达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而绝没有三产不发达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谓资金，实质上就是人力物力的货币表现形式，而中国目前却是人力物力充足，却资金短缺，正是没有充分发挥好资金这个杠杆作用，改革的目的正是如何发挥资金这个杠杆作用，以起到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面对前不久发生的金融危机，田柏强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件好事，危机的根源是一产、二产产能的严重过剩，导致产品供大于求，才迫使社会调整产业结构，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逼迫整个社会要大力发展三产。

1998年，面对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田柏强又撰写了《粮改的核心是统吗？》一文，对粮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很快发表在国家体改委主办的《改革内参》上，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

作为一个记者，田柏强近年来也写了一些理论文章，2009年他在《新闻世界》上发表了《新闻定义再探讨》一文，对我国教科书上延用了60多年的陆定一的新闻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