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搬进了坐落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柏文蔚的公馆。

显然，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施福康对这里的环境很熟，他不失时机地喊来了渔阳里2号的住户：“赵文来，这位是安徽作家，你接待一下，介绍仔细一些。”

“噢，施主任哪。”一位中年男子从二楼下来。

原来，五十年代初期，老渔阳里2号成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二馆的一部分，不久改为上海市文化局下属单位宿舍，后又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宿舍。

迈进大门，有一约十平方米的天井，中间是客堂，客堂后有约六平方米的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中、后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房，再后面则是晒台。每所房子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远说不上高级豪华，但独门独院，闹市取静。当时，也只有中产阶级以上人家才能住得起的。

五十年代初期，老渔阳里2号作为革命遗址，成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二馆的一部分，不久改为上海市文化局下属单位宿舍，后又成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宿舍。

1978年，老渔阳里2号又陆续搬进了四户人家。其中，赵文来夫妻俩和老父亲是从自忠路一间9平方米的亭子间搬到这里来的。房子是爱人单位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分给住房困难户的。

“瞧，我们搬来这里20年了。这幢楼一共有2层，分给我们的是底楼。搬来的时候获悉，五十年代初期，这里做过上海革命历史纪念二馆的一部分，后来一度空置。”住户赵文来搓搓手，不无惋惜。

一楼客堂间东面墙上，我发现挂有一块铭牌，上面写着：“1921-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毛泽东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

施福康主任解释：“让他们住在这里是有条件的。当年，这是属于卢湾区，区文物保护所的工作人员要他们夫妻俩答应，房屋结构不能擅自改动，卧室墙上的这块汉白玉石牌不能移除，也不能让家居遮挡。”

1978年，因住房困难，妻子所在的市文化局下属的美术设计公司把这房子分给了他们。搬进来时，文物部门告诉他们，房屋结构不能动，这块汉白玉石碑不能移，也不能被家具遮挡。从此，他们就居住于此，不敢装修房子，更不敢随意添置家具。

在这幢孕育过重大历史事件的石库门中，赵文来夫妇一住就是20年。

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保持时代原貌。

建党伟业

1920年1月，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回上海，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1920年春，李大钊即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来访，策动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上海找到陈独秀后，在老渔阳里组织过几次座谈。由于多次的座谈，一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1920年5月，陈独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

1920年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经过两次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选举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6月月19日，他们又在渔阳里2号再举行筹备会，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确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来信中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最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回溯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的往事》崔景明）

谁也没有想到，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在渔阳里2号这所极为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诞生了一个政党，一个高举马列主义的大旗，肩负着领导亿万民众，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使命伟大实践的政党。而且是二十九年之后中国的执政党，一个百年之后拥有92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那时，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抑或叫社会共产党？为此，陈独秀专门致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同意并决定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老渔阳里2号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和指挥中心。从此，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有了共产党。在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

1920年9月1日，经历过一番思想上的重大转型，陈独秀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第八卷第一号起，他将自己苦心经营了5年、视为生命的《新青年》正式改组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编辑部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人。徐云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上海老渔阳里2号》

1920年11月7日，为推动和加快建党的思想舆论准备工作、更直接更全面地向进步知识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党建理论教育，陈独秀等人主持创办了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而编辑部就设在渔阳里2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1921年8月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望志路106号的住宅，代表们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三人组成中央局。

在酝酿推举中共中央局书记时，尽管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于是，代表们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这是众人所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非陈莫属。自此，能够在当时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并且连任一至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

历史碎片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起到了“临时中央”的作用，所以又被称作“中共上海发起组”。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葛萨廖夫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说：“上海小组为建立全中国性质的共产党打下了真实的基础，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中心。”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共两党的创始人，大都是清末民初出类拔萃而又有志革命的先进人物。当然，在今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由于信仰不同，最终成为两个政党成员。这是后话，其实，两党中的忠厚之士并不愿意两党兵戎相见，刀枪相逼，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甚至还都是私交甚好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表现在最后总要冲突和流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惨遭杀害；1945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被逐出中国大陆。现在，台湾海峡两岸携手共建中华，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然这也是两党有识之士和两岸骨肉同胞的共同心愿。

1920年6月，第二次从北京来上海的毛泽东，前往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书籍。毛泽东回忆说：“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张国焘回忆：“1920年7月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共产主义运动的事情，热忱邀请我住在他家里，以便从长计议。”

林伯渠也回忆说：“1920年12月，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的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1920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老渔阳里2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小14岁，也算是忘年交了。早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佐理员的时候，文科学长陈独秀就经常来他这里借阅书刊。几十年后，毛泽东依然念念不忘，“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见面后，陈独秀向毛泽东表示了对湖南人抗争精神的赞赏，毫不讳言对张敬尧胡作非为的愤慨。

毛泽东表达了对陈独秀的尊重和敬仰，介绍了创办《湘江评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情况。

陈独秀对《湘江评论》的工作和驱张运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列举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兴、蔡锷，赞扬他们都是艰苦奋斗、扎硬寨、打死战的湖南人。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独秀说明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征求陈独秀的意见。在毛泽东身上，陈独秀看到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十分高兴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奥利芙·施赖纳的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走了，于是第二个来了，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

毛泽东说：“先生说得真好。有真生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造的桥的生命永远存在那里，在我们心中。”毛泽东又跟陈独秀谈起在北京与李大钊见面的情形。表示自己在北京读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像邵飘萍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还看到了一些共产主义书籍。陈独秀告诉毛泽东，陈望道刚刚完成《共产党宣言》全本的翻译工作，自己和李汉俊先生正在校阅，马上就要出版了。

陈独秀听说毛泽东在北京时就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非常欣慰，感觉遇到了知己，越说越有兴致。他告诉毛泽东：“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著作，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湖南受军阀蹂躏较其他省份惨痛，社会各阶层都对督军制度有反感，尤其是工人农民。前不久，上海厚生纱厂女工事件在长沙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专门做了调查，想必你们也看到了。”

毛泽东说：“我在《新青年》上看到了，感谢先生为我们湖南女工说了公道话。的确像先生所说，现在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的时代，而不仅仅是要求待遇的问题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的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要知道，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都是劳动者做的。社会上有各种人，唯有劳动者才是社会的台柱子。”说到这里，陈独秀指着李中说，“现在，我请李中和我一起组织机器工会，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一起为这个国家而奋斗。”

听了陈独秀的话，毛泽东眼睛一亮。他向陈独秀表示，回长沙后，将筹办文化书社、工人夜校，宣传新思想，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把自治运动搞起来。陈独秀十分赞许。

1920年7月，返回长沙前夕，毛泽东再次登门，向陈独秀告别。在老渔阳里2号，他详细谈了回湘后的打算，包括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人民自治运动，表示要继续做好《新青年》的发行工作。陈独秀十分赞赏，对毛泽东说：“我正在筹备组建共产党。如果你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做好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今后请先生多多指导。”陈独秀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发扬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的确，在上海的这两个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这次与陈独秀的会见，让他茅塞顿开。后来，他在自传中深情地回忆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到会作演讲，会场气氛热烈。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望志路106号的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三人组成中央局。

在酝酿推举中共中央局书记时，尽管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于是，代表们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这是众人所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非陈莫属。自此，能够在当时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并且连任一至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

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工作，仍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会议、会晤各地来沪的同志，亦在老渔阳里2号举行。

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巡捕闯入陈独秀寓所，以出售《新青年》和“公然煽动他人”两罪逮捕了陈独秀，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的妻子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10月26日经由马林等营救获释。

1922 年8 月9 日,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嫌疑把陈独秀逮捕了。陈独秀被捕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党组织立即领导、发动各阶层群众开展营救活动。8 月18 日下午,中法会审官判决罚款400 元,陈独秀交保释放。

1921年10月、1922年8月，陈独秀连续两次在老渔阳里2号的家里被捕，此事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于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

1922年10月，中共中央迁往北京。陈独秀本人也奉命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老渔阳里2号作为陈独秀住所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陈独秀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待续）

作者简介

视野（邵体平），男，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安徽民建》特约编辑。民建蚌埠市委原办公室主任。1953年出生于安徽蚌埠，1982年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祖传秘方》、《张汇滔烈士传》、电视剧《生活不会欺骗你》、电视剧文字剧本《国魂不死》、长篇纪实《淮上军》、中短篇小说集《视野无边》等各类文学作品四百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