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南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思想者。”

1989年初春，淮南矿务局为庆祝淮南矿区解放40周年，准备在国庆节前，举办一台名为《煤海潮》的大型音乐舞蹈。局领导提议约请施光南先生为该剧主题歌《地火》谱曲。我们一行三人奉命北上，几经周折联系上光南先生。约定见面是在中央乐团他的办公室兼创作室。

初春的北京，春寒料峭。捧着光南先生为我们沏的茉莉花茶，打开杯盖，淡淡的清香随热气飘散开来。我们向他介绍了淮南矿务局的概况，并说明来意。光南先生听后若有所思并面露难色。他说，你们大老远的跑来，或许，我让你们失望了。我对煤矿了解甚少，若接受这个任务，我会去煤矿体验生活，和工人兄弟吃住在一起几天的。但我创作的大型历史歌剧《屈原》正处在关键阶段，实在是脱不开身......光南先生眼中流露出的真诚和歉意，让我们不好再说什么。随后，我们聊了他的父亲，他的家庭，他的创作。“父亲41岁时才有我。我的童年是在贫寒中度过的。从小，很敬畏父亲；父亲话语不多，更多的时侯是在沉思，是在写作。后来，慢慢理解了父亲。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多思慎言笃行，方可达到心中的目标。我的父亲是一位思想者。”临别时，光南先生握着我们的手表示，希望以后会有合作的机会。谁知，这一别竟是绝诀。一年后的3月，那部倾注了光南先生二十多年心血的大型历史歌剧《屈原》终于公演。谁也未曾想到，5月2日，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先生英年早逝！

施复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前期创建者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主要领导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他是一位思想者。纵览施复亮的一生之路，无不镌刻着国家前途与命运所引发的思考、抗争、探索、实践的烙印。不论是虎狼当道、四分五裂、积贫积弱，还是外敌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亡，抑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立目标于胸，堪重任于肩，寓行动于思，一步一个脚印地默默前行……

《非孝》风波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叶村，山青水秀，林竹茂盛。1899年冬，施复亮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起小，施复亮就随父下田插秧、收稻、种山芋；跟母亲上山挖笋、搂草、摘野果......9岁时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5岁时转入金华长山小学读书。1917年，19岁的施复亮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施复亮开始接触、阅读进步书刊，如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刊物。每次，他都会有感悟。渐渐，新思想的萌芽，在施复亮的心中激情初绽。他第一次站在新的高度，思考着社会之忧与人生之路。

母亲的离世，对施复亮打击非常大。母亲因过度操劳，又患上眼疾，父亲因吝啬不但不给母亲治病，还百般虐待，致使母亲含恨去世，那一年刚刚45岁。母亲知书识理，忍辱负重，那略显弯曲的腰背承担着过多的中国女性生生不息的传统与美德！施复亮爱他的母亲，可是他的父亲虐待他的母亲，他要对自己的母亲尽孝，就要反对自己的父亲；可是，他对他的父亲同样要尽孝，所以他又不能反对他的父亲。而中国一贯倡导和讲究“孝道”。施复亮就把自己思考的这些内容写成了一篇题目为《非孝》文章，投给了《浙江新潮》，发表在该刊的第2期上。施复亮提出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施复亮的文章充满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引发了震动全国的风潮。最终，《浙江新潮》遭到当局的封杀。施复亮也因“另类”被开除学籍，被迫离开学校。

其后，“一师风潮”跌宕起伏两月余，成为继五四运动后浙江新旧文化相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燃点。而捅这个“马蜂窝”的人就是20岁出头的施复亮。他和他的同学们，选择了反帝、反封建和向落后、愚昧宣战。无疑，他们是那个年代最不畏强权、最具有知识觉悟的进步青年。也是最具抗争精神和使命担当的爱国青年。

创建共产党，并成为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
    1920年4月间，施复亮与俞秀松打算从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笔从戎，去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停留时，他们经沈玄庐介绍进了《星期评论》社工作。期间，认识了戴季陶，由戴引荐认识了陈独秀，戴、陈都很

欣赏这个写《非孝》、有思想、有勇气的年轻人，便说服其留在了上海。在这个时期，施复亮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参加了陈独秀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施复亮、俞秀松等人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全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戴季陶负责起草了党纲，施复亮、俞秀松、沈玄庐参与了党纲的讨论和修改。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机关刊物就叫《共产党》，施复亮是发起人之一。会后，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复亮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也就是后来的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该小组的负责人。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李汉俊寄来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施复亮力荐周佛海代表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施复亮在研究、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需要科学社会主义还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旗帜鲜明，卓有建树。他在《共产党》、《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了《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文章。血气方刚地发誓今后做一个从实际上下工夫的革命者！做一个改造社会的前驱者，他“确信真理，虽断头亦不反顾！” 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后，施复亮得出了“布尔什维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并在文章中宣布：“我是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前瞻性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决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当选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临时书记。3月29日，俞秀松奉命赴苏俄，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有关会议，还负责接洽国内青年赴苏俄留学，随后，国内青年团的工作陷于停顿。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派，施复亮开始着手恢复团的工作。1922年5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到1922年底，全国已有近3000名团员。作为团中央书记，施复亮常驻中央工作，并担任团中央的机关报《先驱》的主编，亲自为《先驱》撰写评论文章。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由他一个人完成。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名左右。因为施复亮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会上，他力辞团中央的一切领导职务，经大会讨论获准。

笔者曾在施复亮故居的陈列柜里，看到一封毛泽东给施复亮的信件。据对信件内容的考证，可以确定这是1923年，毛泽东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施复亮汇报湖南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情况的信函。

此后，施复亮到由中国共产党骨干分子直接任教的上海大学教书，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和上海市团区委书记等职。曾参加对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斗争。

艰难坎坷革命路       

1925年，施复亮到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受党的派遣到武汉工作，先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政治总教官，后任政治部少将主任。由施复亮、恽代英、陈毅三人组成中共武汉军校党委，陈毅任书记。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变，任武汉分校改编而成的中央独立师少将政治部主任。

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背叛革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施复亮觉得共产党前途无望。在思想上，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武装暴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施复亮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施复亮脱离革命队伍，先在家中隐居，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曾经幻想通过改变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后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他对国民党彻底绝望了，决心埋头做一个书呆子，就这样施复亮从政坛上退到了书斋里。1941年，施复亮失业，一家人度日艰难，当时他的小儿子施光南还不满1岁，有人就劝告他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被施复亮严辞拒绝，他义正辞严地答道：“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也表明了他宁死也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

1929年到1936年间，施复亮编著了《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这些书有些是他一个人译的，有的是与陈望道等人共译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中国，这些书经常遭到查禁，施复亮赖以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自然很微薄。为节约一家人的日用开支，施复亮曾同妻子钟复光回到浙江金华老家住了一年半。但他的这些书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鼓舞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激发了施复亮的政治热情和爱国情怀。一时间，仿佛又成为一个热血青年，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各种集会发表演讲，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奔走呼号，影响很大。不少学生纷纷去他任教的民国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先生演讲。”有一次在北大风雨操场演讲，场地容纳不下，不少人爬上墙头、大树听讲。因为思想激进，施复亮曾经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欲逮捕的五大教授之一，曾因此遭到国民党通缉。

抗日战争时期，施复亮先到昆明，1940年又到了重庆。在重庆，施复亮经常同中共领导人往来，还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很多教育帮助。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还接见了施复亮等民主人士。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是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校场口血案。血案中，施复亮被特务拳打脚踢并被推到台下，施复亮因受伤入院救治。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去看望施复亮，这让施复亮感动万分。

在医院的病床上，施复亮口授，他的妻子钟复光笔录，写下了《愤怒的控诉》一文，并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这篇文章给施复亮带来了许多麻烦，为了施复亮的安全，周恩来让施复亮和新华社的同志一起飞往上海。在上海，施复亮想找个工作维持生活。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通令全国各学校，不得聘用施复亮，这使得施复亮处于失业的绝境。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施复亮应邀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重庆各方面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的会见，受到很大鼓舞。同年12月，与黄炎培等人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民主建国会。施复亮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任言论出版组主任。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民建积极响应，施复亮与章乃器、孙起孟等人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东北参观学习期间，他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解放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对比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惨状，深受教育。

1949年1月，他与55名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施复亮，追求真理的矢志不渝，让他从革命的摇篮登上了光明的顶点！

 信念老人的高风亮节

1949年4月，施复亮随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南下。上海解放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9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复亮担任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政协副秘书长。1953年2月，被补选为一届政协常务委员。1954年12月、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被继续选为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4年9月、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4月和1959年12月，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他捐款旧币1145000元，河北水灾他捐款2000元，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施复亮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解放后施复亮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叶村农会，要求将他家那座两层小楼房捐献给村农会办民校，还将自有的4亩地也捐献给了民校，用以补充民校的办学经费。1969年，他又将自己积蓄的2000元寄给叶村大队，为村里建了一所学校。去世后，施复亮没有给家人留下1分钱。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迫害一些老同志，曾经多次找到施复亮，让他提供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材料，均遭到施复亮的拒绝。他去世后，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评价他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

历史前行，先驱不会被湮没。时轮延续，追求光明终将被铭记。也许，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各种抉择，而每一次抉择都不可能像沙漠中发现绿洲、黑暗里趋火逐光那样的具有唯一性。而施复亮，最终的选择，正是他21岁时倾心致力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自觉为国为民兢兢业业、舍身忘我。

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长河，日久弥新。

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风雨，更臻醇厚。

施复亮，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的人格一样，长留人间……

今年，是施复亮先生诞辰120周年。我愿将崇高的敬仰之情浓缩于笔端，遵循先生思想者的呐喊、革命者的坦荡、奋斗者的探索所留下的历史足迹，以此激励我们民建人紧跟中共步伐，不忘合作初心，牢记使命担当，继续携手前进！（陈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