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来了文件，政策规定的知青每人每月40斤粮食，10元的生活费取消。插队的下放知青和当地农民实行同工同酬。

开春，评工分开始了。

农村评工分颇有点儿类似于工厂的定级考核，评工资待遇。按劳取酬，根据个人能力大小，劳动态度来评定等级，然后再按出工天数累计全年所得，是分配口粮和实际财物的重要依据。

于是，生产队的每家每户各推出一名男性的权威代表，聚集南场，共商队是。

当时我们新台孜生产队的工分标准，划分为三个级差：男壮劳力，满分，为十分，妇女次之，记八分。十一名下放学生之中，经过实践考验，只有蚌埠知青陈怀斌、固镇知青丁怀芝两名男生得以评定为十分，算作整劳力。其它八名，四男四女评为八分。等到评到我时，与会社员们一言不发，个个猛吹“大炮”，大炮是农民兄弟自己手工卷制的劣质烟卷，一头尖细，另一头粗壮，不成比例。

的确，令农民兄弟一声不吭，颇费心机的，是我这个时年15岁，个子1米33，瘦弱的下放学生，半大劳力。重活吧，干不动，技术活，干不来。闹了好半天，掂量来掂量去，最后才敲定下来，给我评了个六分半，我怏怏不快，却又很惭愧，工分多少暂且不论，单就这强烈地自尊心，就觉得低人一头。好在六分半的队伍里还有小矮子、滥子、毛秧、小毛羔、粮店、济南、小好等一批农村的半大橛子与我为伴。

“六分半，不少了，不少了！”没想到，三奶奶得讯，嘻笑地揉着她的风泪眼，很为我能获得如此高分，为我的这个吃住在她家的“六分半”知青而高兴，骄傲，自豪，兴奋地嘻笑颜开。

六分半工累了一年，秋后决算之时，傻眼了，工分不够，还得回家向母亲讨要，倒拔了几十块钱才能分粮。后来，我从斜巴眼子的生产队会计王春义的口中得知，农民和知青们累死累活，每天劳动所得的工分值，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只挣一角二分钱，仅够几盒火柴的价钱！

知青们闻之，不由得叹息起来，无奈，唯有暗自垂泪，哭泣自己的命贱！

    当初农民兄弟给我评了个每天六分半的工分，我还有些不服气，直到两年后，1970年12月，17岁的我被招工回城，分配到蚌埠染织厂上班，还没进得门去，便先吓了一跳，耳边响起一声炸雷：“干什么的！”原来是看门的老头。

“我来报到上班。”我神气地挺了挺胸。

“报到？小孩，这里不许玩！”把门的老头仍然把我拒之门外，引来围观者众。

如同被戏耍的猴子，我好不尴尬，面色绯红，突然，便想到这两年，每天在农村挣得只是六分半工分。唉，看来，农民兄弟那两年给我评六分半工分，并没另眼相看亏待于我。而我来蚌埠染织厂报到上班的第一天被拒之门外，多少年后，还成为单位熟悉的同事们时常提起的一件笑谈。

轻工不轻，重工不重。其实，与农村劳作的六分半工分相比，每月17元的工资，让我顿时找到了一种富翁的感觉。（未完待续）

                                                                                                                        作者系民建蚌埠市委原办公室主任